乡村建设发展史与赛博坊的历史使命(2)

在农村的建设问题上，历代知识分子都付出过自己的努力。不过都企图以一种启蒙的姿态去对待乡村的治理。清末明初米春明父子的翟城村模式，是一种中国古代一直沿用的“绅治”模式。所谓“绅治”模式，就是“一些功成名就的士绅充当官民中介，通过一系列间接或直接的运作变成乡村实际的统治者。”[1]然而这种模式十分依靠一种启蒙姿态的知识分子的素质。依靠的是士绅的能力。如果士绅贤能，则乡村治理的好，如果士绅腐败，则乡村治理就会成为压迫统治。而米春明父子显然属于贤能的知识分子。从而他们可以成功的治理翟城村，使得翟城村多年的赌博、偷盗现象几近绝迹。但是，绅治依靠的是个人能贤能，这也就意味着，米春明父子的这种“绅治”的治理方式是无法复制的。他是依靠管理者的能力而改变的。这是翟城村模式的缺点。但另一方面，依靠贤能士绅的治理的好处在于处理村中问题不教条，可以随机应变，不会出现制度僵化的问题，这也是米春明父子能够治理成功的关键原因。
他们具有灵活的治理能力与水平。

而随后阎锡山受到了翟城村成功治理模式的启发，因此他就提出了一系列的乡村治理制度。1917年，山西颁布《县属村治通行简章》，构建了一套全新的乡村制度。正如我们在赛博空间学提出的定律那样。一套建构性的体系的提出，一定会生成许多悖论，悖论不在赛博空间内部暴雷，就必然在外部爆发。而外部的爆发必然需要以人的现实权力去解决。这就使得阎锡山虽然提出了一种可以普遍运用的治理体制与规章制度，但是治理效果并不好，原因就在于规章制度代替不了人的治理。这种悖论逼迫阎锡山必须以一种军阀的姿态来实行集权统治才能保证乡村治理体系的完整、平稳的运行。从而才能将这种模式推广并成功。那这么做的话，实际上已经标志着这种乡村治理的失败。因为自古以来，中国就是这么做的，就是依靠一种集权统治来治理乡村的。也因此，民主从而转变为了一种虚假的民主形式了。
再后来的晏阳初的“民族再造”方案抓住了阎锡山乡建失败的根源。开始抓住人才的教育与培养着手。这种治理方式的思路在于：乡村建设根本还是要人去处理。如果能够培养诸多的米春明父子，那么乡村建设就能够实现。晏阳初在《农村运动的使命》一文中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