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发展史与赛博坊的历史使命(3)

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的问题……要促成它的新团结新组织。所以说中国的农村运动，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
从这里可以看出，晏阳初的思路是将乡村建设与民族的衰落问题根源都看作是人的问题。这样他就把乡村建设，民族复兴，人的培养都结合起来了。由此，他提出了民族复兴的根本是“固本”，即对土地问题、农村问题的重视。而乡村建设又在于人，因此提出了“民族再造”的乡村建设“四大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和文艺教育。说到底，就是思想启蒙。只不过这种启蒙在晏阳初这里只局限在他所熟悉的乡村建设领域。
梁漱溟所建立的“邹平模式”在晏阳初的基础上通过一种很巧妙的方式弱化了启蒙的姿态。这就是梁漱溟自己认为的“师法古人”的方式。他希望在人才的培养上加入更多中国传统的风格，恢复儒家的人才培养与教育，加入更多更符合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方式。因此梁漱溟或许在教育上并不过分强调科学的方式以及西方的传统，而是更加的“接地气”地形成了某种中国特色的乡村建设模式。可以说，梁漱溟的方式是巧妙的。他虽然没有彻底摆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监护者那样指导着农村人做事，培养着自认为理解农村人才的启蒙者姿态，但是他通过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不自觉地减弱了这种启蒙姿态。因为启蒙本质上是西方的产物，他并不适合中国，特别是农村。往往带着启蒙姿态的人到农村去指导工作，常常会被农民排挤以及抵抗。这些都是在三农实践中反复验证过的。可以说，中国的三农问题，需要一些道家的无为而治的精神、又需要一些儒家的礼教与人情世故。

这一点，梁漱溟虽然在理论上没有明确表述，但从他的实践结果来看，他必然有深刻的体会。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的改造有三大策略，第一是必须从农村入手。第二必须以教育为手段，而第三就是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这些策略已经与现在的乡村建设十分接近了。以上这三点，正是梁漱溟的“邹平模式”给与当今乡村建设的启示。而另一个启示则在于，梁漱溟的一种吊诡结合——以强调新儒家精神来重构农村社会组织，以实现现代化。儒家与现代化，一个绝对中国文化的东西，一个是西方启蒙发展出来的科学理性，这两点看起来格格不入，但在梁漱溟的新儒家这里，他们做了某种结合。这也正是新儒家所倡导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启蒙”，但是实际上人们对这种吊诡的文化融合还是有诸多的困惑。并没有从文化的层面真正解决中西方文化沟通的问题。而最后梁漱溟的第三条经验则是知识分子深入到乡村建设，而他不像晏阳初那样强调必须依靠懂得科学的知识分子，而是强调知识分子要有一些道家的“淡泊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