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的社会阶层更迭问题(2)

在这种环境下，士大夫的权势也逐渐上升，当了朝臣的士也逐渐有钱有权，变成士大夫，在东汉进一步发达成士族，但因为距先秦不远，尚存以天下任为己任的遗风；到了魏晋，面对政治高压，则越来越表现出身为“社会人”趋利避害的共性，而不是士的特性。或者表面上特立独行博名求官，或者对政事失望至极，又再也没有游士 “光脚不怕穿鞋的” 之正面冲突的血性，于是转而向内心寻求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愉悦境界。大抵魏晋时的读书人已经开始面临类似现代人的烦恼：想做些事但受到现实环境和个人能力的限制，也做不了太多；经济上、亲友方面又有放不下的需求和欲望，于是开始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寻求平衡，所谓“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之类最为当代大小资欣赏的佳句，便在魏晋南北朝时供后世批发一样大量出现。
无庸置疑，滋养这种出世精神的，除了老庄留下來的道家精髓，还有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的佛教。“此世”如此不值得留恋，儒家的入世性格便越来越成为主流文化的边缘。然而随着盛唐的兴起，佛教在中国也开始了一个从极端出世到入世的转化。这种出世精神对于当时士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中国人才体系的崩塌，更为甚者可以说是部分封建王朝崩塌的原因，虽然其实我对于儒家推崇古代无产阶级社会的行为不大感冒，但选贤举能 讲信修睦这句话用在这里确实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