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的社会阶层更迭问题

说到“士”这个意象，大多数人的心中总是会想起杀身成仁或是舍身取义的侠肝义胆之感，毕竟在中国这个地方，“士”这个字能够组成的词实在不多，且能够组成的词语大都是充满古代中国的浪漫侠义气息的：“剑士”，“侠士”，“壮士”，皆是听之即会振奋的词语，余先生也说，这个词虽在古代的原意仅仅是“低级官员，处于大夫与庶人之间”，但在后世的不断渲染中已经有了一种属于这个字的罗曼蒂克的气息。
在这本2003年出版的，余英时作的绮丽史书，就以并未采取通史的写法，从不同的资料和史书中剥离出他人对于“士”这一时代象征兼文章论题的理解，然后一一加以评论或是修正，探讨了士这个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定义了“士”这个阶层的解释：“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承担着传承文化、维护基本价值的功能。他们超越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发展着对全社会的关怀，他们‘无恒产而有恒心’，贯穿了超越性和理想主义精神。”
但是今天我想论述的是士这个阶层在后来沦于平庸的原因。
在本书第一章第六节中，作者首次提到了在战国兴盛的“食客”阶层，其中说“食客”这一群体从开始的被供养的知识分子到了后来的无论何人都能成为食客，鸡鸣狗盗之辈层出不穷，我认为从汉代开始，“士”阶层人数的增加以及食客文化储备的变化，“士”这个原本就鱼龙混杂的阶层变得更加浑浊，“士”这个头衔也逐渐变得廉价，“士”阶层中处于平民与大夫之间的精神也开始消失，春秋战国之后像冯谖这样敢于去自荐且做出实际贡献的士也是少之又少，在四君子后，愿意聘请布衣百姓作为自己的门客的上级也越来越少，逐渐导致了“旧时代人培养新时代人，国家的权利结构愈发趋近于中央集权”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