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眼看 | 李强：当代文学变革与网络作家的崛起(2)

当代中国的各类作家中，最具话题性的当属“网络作家”：他们曾是游牧的“网络写手”，后来成为驻扎在网站的“职业作家”；他们人数众多，产量惊人，1创作了不少家喻户晓的作品，但也被批评同质化严重……总之，这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其历史有待深入挖掘，其特质需要细致辨认。目前关于网络作家的研究，多是将其分类、划代，进行局部描述，缺少贯穿性的制度考察，与当代文学变革相结合的讨论也不多见。网络文学是媒介革命的产物，但网络作家的现实境遇和当代文学变革有着密切关系。若将网络作家与当代文学制度转型的宏大背景结合起来考察，应该能穿透纷繁热闹的表象，看清这一群体的历史价值，进而深刻理解网络文学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那么，网络作家是在怎样的当代文学变革背景中崛起的？他们又怎样重构了当代文学格局？
文学制度转型与网络空间的开启
文学制度通常只被理解为公开的文学体制，例如文学机构、文学政策等，但杰弗里·J·威廉斯在《文学制度》中提出：“‘制度’还有一层更为模糊、抽象的含义，指的是一种惯例或传统。”2张均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时也强调：“一般情况下，文学制度并不等同于公开体制，体制可能遭到抵制、改写和挪用，甚至在某些情形下，政府制定某些政策主要是适应舆论，而并非真的要去落实。”“体制是国家权力单方面的诉求，制度则是‘谈判’、妥协后的‘心照不宣的协议’。”3这意味着，对文学制度的研究，不仅要观察公开的文学体制，还应关注相对隐秘但在具体文学实践中发挥着作用的内容。具体到作家制度研究来说，除了要把握文学体制中针对作家的各种制度设计、规定，还应考察作家的文学观念、身份意识等内容。相对于公开的文学体制，这些不可见的内容对作家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

在这种显隐结合的制度视域下，当代作家的复杂境遇才能得到较为全面的呈现。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诞生于晚清时期，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文学生产传播更加便捷，市民阶层的兴起和新式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读者和作者，文艺期刊和出版行业繁荣起来，“文学成为文人谋生的职业和手段，作家也拥有了一个远离仕途且相对独立的空间”4。新中国成立后，作家们被组织进了作家协会。他们按资历、成就与水平，被评定为不同等级，不仅有了稳定的收入，还有住房、医疗、教育、差旅等多种福利。这些制度“既保护作家的权益，更重要的是实施对文学生产的控制、管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专业‘行会’的垄断性能。但以往知识者专业组织所具有的某种独立性，已大为削弱”5。长此以往，作家对文学体制会产生依赖，创作、交流的积极性也会下降。
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当代文学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从文学体制层面看，这一变革的核心内容是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意识形态生产的一部分转向以‘市场原则’为主导的消费性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同时保留着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和某种行业垄断性的政策保护”6。这一转型对作家影响巨大，改革之后，体制内作家的收入相对较低，7作协、文联大多通过合同制、聘任制、签约制等形式与作家合作，这些作家实际上变成了“自由撰稿人”。在文学体制发生变革时，社会（读者）对文学也提出了新要求。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变多，阅读需求也日趋多样化。这种趋势直观地反映在期刊征订数量的变化上，1990年代初，《收获》等纯文学期刊的征订数出现了大滑坡，《故事会》《电影·电视·文学》等通俗刊物的征订数却大幅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