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 《文字生涯》中的精神分析：生我者本可以决定我的未来(3)

在让-巴蒂斯特去世之前，生病的他在离家颇远的地方休养，安娜-玛丽奔忙两地照顾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于是在“婴儿”这一个体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母亲和萨特在“相聚-分离”的循环往复中颇有时日。一方面，频繁的分离带来了频繁的焦虑，作用于分离的双方；另一方面，频繁的重新相聚也让分离和相聚都变得不可靠起来，二者都不是长久稳定的状态。生命早期的焦虑和不稳定，使得往后的全部时空都变得不可信赖。
在让-巴蒂斯特去世之后，“她带着母爱重新养育她从未真正离开过的孩子，而我却在一个陌生女人的膝盖上重新认识了母亲”。安娜不必再一心二用，两地奔忙，“母亲”对于萨特的意义与原先的不安稳也有了差别，这种差别因为幼年意识的快速发展而颇为显著。而在后来的童年时期，长久“共处一室”让母亲更像是“大姐姐”。丈夫离世让她选择了回娘家，重新成为父母的“孩子”，与此同时她谦卑地选择了扮演仆人角色，又进一步削弱了母亲的属性。

我怎么会是她生的呢？她向我叙述不幸，我同情地听着。等我长大了一定娶她、保护她。我还向她许诺哩：我把手向她伸去，把手放在她的身上，利用小孩的重要地位为她效劳。
让-巴蒂斯特的死给两个“孩子”都造成了麻烦，娘家对安娜的接纳是重新把她恢复成女儿，而不是那个短命丈夫留下的年轻寡妇；而萨特，外祖父、外祖母和其他长辈都喜欢他，却偏偏在童年时代与他的同辈们格格不入。
她抓着我的手，我们离开了，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从一个人群走到另一个人群，始终是哀求的样子，但总是被排斥在外。
外在的世界并不可靠，于是母亲和孩子相依为命，互相依赖对方。这种依赖只能在孩子童年时清晰可见，在经历各种各样的心理冲突后，这种依恋被解释、被转化、被潜放到意识深处，时不时地，可能显现出其痕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