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雍川——南半章

我认识的陕西人里另一个有抑郁症的是我一个姓赵的表兄。有的时候不禁感慨，这个在儿时的我印象里什么都能干的聪明的男孩子，为何会变成如今的这样：邋里邋遢，挺着个大肚子，整天要考吃药来稳定情绪？
我亲姑姑除了这个叫赵一鸣的儿子之外还有个比我大一岁的女儿叫赵一熳，与人称李姐的抗日女英雄同音不同字。我还没上小学的时候，每次回老家必去姑父在太平庄的家住上一段时间，那时候一鸣表兄还没有任何症状，在学校里和妹妹一熳都是名列前茅的。然而到了我十二岁的那一年，表兄的病已经发展到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地抄起菜刀的地步了。这病很难治，姑父被迫举家搬到消费水平更低的新疆去，把已经快要成人的表兄送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北京来治病，顺便请我父亲给他物色一份可以干的活，让他当下不至于闲着，以后不至于饿着。
我之后再见到姑父就是麒麟带我去宝鸡之前的那一天。姑父回老家看一看分别多年的儿子，而一鸣表兄早已被送回陕西，原因是父亲带着他跑遍了各大医院和几乎所有小诊所，病看了三年却没有一点进展；而他试了很多可能可以做的工作：保安、保洁、服务生……却根本坚持不下来一门工作，不然就是人家单位根本不缺这样一号抑郁症患者。
姑父在克拉玛依的城郊开了一家陕西面馆，是老板兼大厨。他热情地展示了他高超的厨艺，用新疆大盘鸡和裤带面招待我和父亲。这顿饭我们都吃得很饱，父亲和姑父喝了很多酒，奶奶则拉住爷爷不让他喝。姑父硬塞给我一些钱，说是这几年来的压岁钱。这些年都没给姑父拜年，甚至都没见上一面，我哪好意思收，却还是听了父亲的劝，厚着脸皮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