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慢(5)

婚礼那天，我穿着特意定做的礼服，看着她一袭白纱，款款向我走来。恍惚间我又想起十九岁那个冬天的夜晚，想起那天她头顶的雪。我本来并不相信宿命，彼时却觉得眼下一切在从前竟皆过有旨意。
一九三七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骇全国的事，战事胶着了不到一个月便传来北平失守的消息。那个月报社的事务爆炸式地增加，几乎耗尽了我全部的精力。我在悲痛与疲乏垒成的高墙中足足被困了一个周，才得以抽身出去逛逛。早在东三省沦陷的时候我便早有预感，只是这次战火蔓延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不出一个月就烧到了上海，学校方面立即开会决定内迁。之前我曾极力劝说花老板离沪，但他既不愿、也不方便赴港澳等地久居。内迁至川渝的消息一出，我又去找他，问他愿不愿意一起搬去重庆，这次他没有拒绝。于是我给他留出整顿收拾的时间，帮他和戏班子订好了车票，十一月中旬便启程。他的戏班子在上海的最后一场戏，唱的是《满江红》，我与妻子也去观看，算是为他践行。临走的前一天，我照例去拜访他，做短暂的告别。花老板见到我后却神秘地比了个手势，我顺着他的手看过去，瞧见了一位面熟的先生；

一番辨认后，才惊讶地发现那是他十几年前来造访的朋友。
那晚我被留下来吃晚饭，而花老板素着脸唱了我多年前删改的《牡丹亭》。不知是否因为久未登台的缘故，他似乎不在状态。第二天我送他到车站，他那位朋友也来送别。离开车站时我问需不需要载他一程，他摇摇头拒绝了。
一个月后，告别去往香港的父母，我和妻子也踏上西南而下的路程。到重庆后，我们租了一间小公寓，离花老板的院子只隔两条街。他那院子里有一棵梅树，一到冬天便开红色的花，惹得我很是羡慕。此后的日子也不完全太平，然而总算比在上海时好上许多。花老板不知何时患上慢性肺病，战时医疗物资匮乏，药价涨得厉害，而他在辗转中也花掉了大半积蓄。我尽可能地帮他买些药，并叮嘱戏班子的人每天看着他吃。两年后我的儿子出生，手头便又紧了些。
日子虽苦了点，然而这一隅间的数年岁月却成为我人生中无法抹去的记忆。刚来的那几年，日本人搞轰炸，挤防空洞是常有的事。学校的课也是开开停停，甚至有时正上着就被飞机发动机响声打断。我小时候被家里宠着，起初不怎么习惯，心绪颇为焦躁；然而她不是娇生惯养来的，常常劝导我，陪我扛下很多困难。因此，我觉得自己在某些地方亏欠她，但也越发无法离开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