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低估汪曾祺了(8)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往往被视为一个分水岭，中国现当代文学从“第二个十年”（30年代）走向“第三个十年”（40年代文学）的特殊一年。此后文学主流转向，文学为政治服务，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途。
《受戒》这样的小说，发表出来合适吗？——只要随便安一个罪名，汪曾祺就可能被打翻在地，听候发落。
还是签发出版了。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北京文学》，10月号小说专刊上印着。
作家阿城回忆第一次读到《受戒》时的感受。“看完如玉。”
阿城说，《受戒》是一个怪物，是它打开了1980年代的世俗之眼。而这位姓汪的兄弟，好像是坐了飞船出去几十年又回来的人物，不然他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一丝“工农兵气”？

因为《受戒》是如此一个怪物，所以人们爱它，却一时不知道怎么评价它。
汪曾祺不在乎。《受戒》原本就是一部投石问路的作品。他想知道，新时期复出文坛，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否接受他所喜爱的合适的创作路子。
汪曾祺已经老了，他只是舍不得自己手中一支笔。
恩师沈从文曾在病榻给他写信，一口气写了12页，鼓励他，“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汪曾祺此前受过多次退稿，他的期许很简单，被人接受。
没想到，直接给文学打开了一扇门。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很多青年作家看过《受戒》之后说，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