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争，五五断更节。(4)

“立自愿书人×××，情由当年家中困难，今将少女××自愿包与招工员×××名下带到上海纱厂工作。凭中言明，包得大洋三十元整，以三年满期，此款按每年三月间付洋十元。自进厂之后，听凭招工员教训，不得有违。倘有走失拐带，天年不测，均归出笔人承认，与招工员无涉，如有头痛伤风，归招工员负责。三年期内，该女工添补衣服，归招工员承认。倘有停工，如数照补。期限×年×月×日满工，满工后，当报招工员数月。恐后无凭，立此承认。”
截止2020年5月3日，在几天的沉默发酵后，阅文平台发文作如下回应。阅文集团CEO程武发表题为《面孔会变,梦想不会——致网络文学作家》的公开信，指出新合同是旧团队所拟，呼吁作者信任平台，表示“更大的支持和投入带来的是发展、进化，而不是推倒”“大家好，生态才好”[8]。针对新合同条款问题，目前阅文平台并没有具体回应，称是“阅文于2019年9月推出的合同”，并非新合同[9]，提出：由作者报名参加5月6日阅文举办的恳谈会，对商业模式、作家生态以及作家合约等大家关切的问题展开讨论。

创作者群体对这样的回应并不买账，反抗的呼声声势日高。包括“梦入神机”“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姬叉”“流浪的蛤蟆”等在内的知名作者纷纷发声声援，多数读者群体也发声反对、为《著作权法》修订提交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其他行业的工作者也表达了对网文创作者反抗的支持态度。这是一个罕见的“出圈”现象。
事实上，无论事件“真相”如何，新合同的拟定人属于旧团队还是新团队，责任应该如何划分，对于大众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这些，甚至也不是网络文学创作者群体的境遇，而是这样一份合同能够出现的现象。这无疑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在未来，内容创作者可能会成为某个平台的奴隶，尽管一切劳动成果都由内容创作者创造，但这一切却会被平台合法地攫取，连一点残羹剩饭都不留。
创作者无路可逃。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语境下，作者和读者通过平台交互的过程，事实上为中介平台生产了“一般数据”（General Data），即作者群体创作时的选择结果、读者群体搜索和阅读的结果。从表面上看，作者将作品放在某个平台上供读者阅读，平台仅仅提供场地和中介；但当平台逐渐做大、拥有行业领导地位后，它掌握了如此多的一般数据，就反过来钳制了作者群体和读者群体，使得他们事实上别无选择，只能够被束缚在平台。创作者只能够在平台上才能获得“被看”的资格，而读者群体只有在这样的平台上才能“看”，而平台能够任意“看”创作者和读者，通过算法、推荐、曝光率的策略，选择和塑造他们的倾向、喜好、创作和阅读类型（正如灵异类型的网络文学曾经一夜之间几乎被全部封禁一样），进而隐蔽地控制受众的头脑。考虑到同一个权力-资本对不同媒体平台的同时控制（网络文学、游戏、动漫、影视剧等），这样的担心恐怕不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