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受戒就是为了破戒

六十岁时，汪曾祺老爷子写下这篇《受戒》，一甲子的岁月与经历消融在返璞归真的文字里，看不到一点儿时代变幻和人世无常的痕迹，只有唠家常般娓娓道来的琐碎记事，透着生活的情趣。
汪曾祺他的文字与这些内容简直是天造地设的，单拎出来看都是平淡无奇的句子，可连起来就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如同音符跃动、泉水叮咚。很大程度上，他文章的跌宕起伏就是通过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律动来实现的，而非故事或桥段。平淡的故事和韵味的句子结合在一起，显出他文章里独有的气质，那是一股子让人会心一笑的妙趣。
这是他散文化文字的功力。写得如此之好，还是散文万变不离其宗的那句，“形散而神不散”。如他自己所言，他是“贴着人物”去写的，人物就是那不散的“神”。自然而然的，他的笔触无比关注人物和人性。
回归生活本身，回归文字本身、回归人性本身，汪老就是这样一个能戳破许多宏大叙事把笔墨收回到点滴雅趣的作家，这种本领在他经历动荡后更显珍贵。他之所以被称为“最后一个士大夫”，正在于此，这份回归与归园田居在精神内核上是一脉相承的。
现代人亟需这样一份“回归”。
分工协作的现代社会总是交给我们许多要共识的概念、要遵循的规则、要膜拜的“大词”，人们越来越善于归纳和总结，发现越来越多的“理”：情理、事理、道理。可每一次概括都不可避免地抹杀了其中个体的独特性，你我身陷其中，难免被压抑和裁剪，好像大家都变得一样了，都成了受了戒的和尚，光秃秃脑袋上九个戒疤，一低头，认不出谁是谁。
可实际上，我们不一样，只是迷失在总结性的标签和形而上的概念里，失了各自的天然本性。因此，“受戒”之后的“破戒”就成了必须，只有破掉盖在上面的“那一层”，我们才能在自己的生活里发现老爷子笔下的那种生活趣味和人性美好。
当然，《受戒》可不是要讲这么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带有美感的故事，美极了。
江南水乡中掩藏着乱世战火——不受困于时代虽未言明，但判断《受戒》的时代背景是一个乱世，虽不中亦不远已。一来这故事的原型是他十七岁避难一小寺庙时的见闻和切身经历，那正是抗战爆发的一年；二来，正如毕飞宇老师在《小说课》里所言：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汪曾褀所描绘的其实是一个乱世。我怎么知道的？在《受戒》的一开头汪曾褀自己就交代了，明海家的那一带有一个风俗，但凡有弟兄四个的家庭老四都要去做和尚。为什么？老四养不活。就这么一个细节，我说《受戒》的大背景是一个乱世就站得住脚。
可汪老偏偏对这样一个充满挖掘性的时代大环境置若罔闻，把视角锁定在隐去乱世背景的若干小人物身上，甚至不去写他们日子里的酸甜苦辣，而是着力去描绘以人物为中心的诗意生活——小英子家自己有田，又租种了庵上的十亩田，没提什么苛捐杂税，还可以拿一亩田种小英子爱吃的荸荠——从而组成近乎乌托邦式的江南水乡风情画，透着干净、纯粹和安宁，写出了完全不同于其他作家笔下的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