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曰（二十六 ）暴君

也许，我是一个叛逆的孩子？
在我五岁那年，那是一个春天，俗称“见风长”，我们都在户外晒太阳，我与一个小家伙，比我小的小家伙发生了一些争执，我现在记不清争执的原因以及内容，肯定微不足道，但我当时很生气，我表现出了以大欺小的架势，我看起来要揍他，我还说了：“我要先动手了。”这时候有个大小孩，比我们都大的小孩子过来了，他宣称同情那个小家伙，然后质问我：“你是不是想打人？”傻瓜都能看出来，我的确想打人，我不是一个脾气好的小朋友，但是傻瓜都能看出来，我知道打人不对，我在努力控制自己。然后，他站在我面前，一遍遍对我说：“你敢打呀，你打呀，你敢打呀，你打呀。”
最后，我暴走了，我绕过他，冲出去真准备给那个小家伙一下子，我的父亲及时拦住了我，然后我崩溃了，用尽力气痛哭，用尽力气捶打我的父亲。
可能在周围人眼中，我就是一个暴躁、乖张的小孩吧。多年以后，我回忆起这个场景，百感交集。
农历二月，正是桃花朵朵开的时节。在我的印象中，桃花实在是最妖娆、最性感的花，它居然是先开花，再发嫩叶，就象一个小姑娘，脸还没有长开，但身材却发育得极好。正德十四年（1519年）二月，我决定去江南看看。
当我远征塞北回到北京后，大学士杨廷和拿出当初我偷偷溜出北京时留给他让他看守朝政的敕书，要还给我，我呵呵一笑，告诉他，这个东西你先留着吧，说不定以后还有用。 
杨廷和瞪圆了眼睛。“爱卿请看，”我指着敕书，“这后面有一段小字，‘备注：本敕书有效期半年，如无变故，可酌情顺延，顺延次数不限，’收下吧。”
不久，他们果然接到一个文件，大意是南方一带局势不稳定，为震慑宵小，同时体察民情，经研究，朝廷决定开展一次南巡，南巡的组长是“镇国公威武大将军朱寿”，参加人员包括江彬等将士，南巡的地点暂定南北直隶和山东，文件最后尤其着重强调各个部门要做好准备，务必配合镇国公的工作。 
我亲自下发这份文件，并亲自修改了最后的强调事项，当然是因为我预判有人会不配合。果然，大学士杨廷和率领高级官员坚决反对，理由还是有违礼制。我长长叹息，我的这些大臣明知道我不把礼制当回事，怎么还是这一套，就不能有些新理由、新措词？
杨廷和就说，春暖花开，正是读书的好时节，建议我听听讲官讲圣学之道。我告诉他，读书这件事，怎么能讲条件呢，时时刻刻都要读，再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然后，我讲了一番辩证法，最后，我总结，何况，可以派一个讲官跟我去嘛。
于是又有人说了，江南正在闹灾荒，不适合出巡。这帮人什么脑子，懂不懂什么叫辩论呢？我义正辞严，说了一番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道理后，告诉他，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国之君更要去体察民情。
 然后有人搬出了新的理由，说塞北的蒙古人又要来，我点点头，告诉他此言甚是，边关务必深挖洞，广积粮，严阵以待，南巡后我一定再次北巡。我对着杨廷和微微一笑，“爱卿，朕敕书上加进来的备注，颇有先见之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