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羼水丹青》(2)

我去找先生改画时，总是用一只硬纸壳的画夹放画，逢雨天就在外面包一块油布。有次下雨，临出门四处都寻不来油布，干脆把床单拽下来胡乱包住画夹，孟先生见了，说这布很有“野趣”，建议我另扯一块布作床单，将这一块专做画夹的包袱皮。其实那块布只是我来北平上学前，母亲在集上买的粗格子土布，与时兴的洋布比不来的。
孟先生出门，像是热带季风气候，分旱雨两季。旱季时，除了上课几乎从不出门，将自己关在点了油灯的小隔间里，或作画，或批作业，焚膏继晷，故旱季结束时，他总是瘦成一根烧火棍；雨季时，同样除了上课，他几乎一刻也不在学校待，去逛，山里也好，街上也好，去找那些值得一画的事物。
我曾在“雨季”陪先生上过街，才知道他竟是那样天真的人，看见什么都像孩童一样惊喜。有一次在街上被挑担卖杂物的小姑娘拽了住，“先生，买点吧，家里揭不开锅了！”孟先生心肠软，便从她的笸箩里挑了个没有绣花的荷包买下。她仍不放，又来央我，“小先生也买点吧！”我也许是因为脸皮薄，也许是因为她那句“先生”（虽然前面还有个“小”字），于是也挑了块绣花帕子买下。及至我和孟先生分别时，这两个小物件竟成了彼此相赠的纪念之物。这是后话，姑且不表。
还有一次，先生收到两张戏票，临时才想起这档子事来，于是随手抓我作壮丁，一起坐到剧院里去。我是很爱戏的，但苦于囊中羞涩，很难看上一回。那天看的是《双投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是鲜有的，我比孟先生更兴奋地上了街。看罢戏，在馄饨挑子叫了两碗没什么馅儿的馄饨，在馄饨的蒸汽后面，孟先生说，“‘说什么真龙下天堂，孤王看来也平常’，李密算得上一条好汉！”我那时不知道一个叛贼有什么值得夸赞的。“如今要是多几个李密，东北……”先生没说完，又低下头去吃馄饨。这大概是唯一一次，先生在我面前提及时事。
我与孟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北平陷落后，学校组织南迁，如果要完成学业，必须随着大伙儿一同往南去，但是先生决定留在北平，“我现在这幅德行，和你们一起大搬家，非咳死在半路不可。”的确，自北平陷落后，先生的身体愈发不好。我没法说什么劝慰的话，在小隔间里和先生坐了一下午，相对无言。
一路辗转到湖南，勉强安定下来。我给先生去过几次信，但兵荒马乱，也不知究竟有几封能交到先生手上，毕竟我也只收到过一次先生的来信。后来学校迁至重庆，我与先生彻底失联，再寄信去原址，收到的回复是“查无此人”。
1984年7月
再版增记：
庆祝北平陷落游行时，孟先生从地上拾了一块昭和糖，吃罢感慨道，“日本人不行，他们连糖都这样难吃，怎么可能打得赢。”他因为牙病是很少吃糖的，而我那时正年轻，连松子都能轻松咬开。如今日薄西山，口里的牙多半是假的，才晓得先生当年的牙病之苦。
1990年10月
——摘自周九良《忆昔杂记》
九良：
从老栾的来信中得知了学校现址。兵荒马乱，书信难通，这已是我寄给你的第三封信，想必前两封早就化了灰烬。不过无妨，如今我无书可教，无街可上，每日除过胡乱画几笔画，也唯写信这一件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