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斯坦诺维奇：这才是心理学（十一）(12)

瓦格纳和科仑（Wagenaar & Keren, 1986）论证了对个人知识的过分自信以及对统计信息的忽视会破坏“系安全带驾车”的交通安全推广活动的效果。因为人们总是认为：“我和别人不一样，我驾车很安全”。问题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技术比一般驾车者高明”（De Craen, Twisk, Hagenzieker, Elffers, & Brookhuis, 2011）——这显然是很荒谬的。
“统计数据不适用于单一个案”这一同样的谬误，是导致赌徒积习难改的重要因素。瓦格纳（1988）在他的赌博行为研究中总结道：
从我们和赌徒的讨论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赌徒大体上都能意识到赌博造成的不良后果。他们也知道最终输的会比赢的多，而且在未来也是如此。但他们却不能把这些统计性的思路应用到下一局、下一小时或下一个晚上。丰富的直觉经验还是让他们觉得，统计学在下一局或下一小时里派不上用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预测下一局的结果（p. 117）。
瓦格纳发现，无节制型赌徒对“接受错误以减少错误”有很强的排斥倾向。例如，21点牌局的玩家，普遍拒绝使用一种基本策略，这种基本策略可以保证把庄家的胜率从6%或8%降低到不足1%。基本策略是一个长期性的统计策略，无节制型赌徒之所以拒绝它，是因为他们坚信“有效的策略应该是在每一把都有效”（p.110）。瓦格纳研究中的赌徒“总是一成不变地说，这类系统的一般性策略是不会奏效的，因为它们忽略了每一个具体情境的独特性”（p. 110）。这些赌徒抛弃能保证他们少输上千美元的统计策略不用，转而去徒劳地追求建立在每一具体情境独特性基础之上的“临床预测”。
另一个统计预测经常打败临床预测的地方是体育领域。许多人在2011年观看了改编自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原著的电影《点球成金》（Moneyball）。故事讲述了奥克兰竞技队经理比利·宾（Billy Beane）的故事，宾否决了他的球探的“临床”判断（过于依赖可见的身体条件），依靠球员过往表现的统计资料去评估准备招入的球员。他的球队表现得物超所值，他从棒球统计学家那里借鉴来的精算法随后被许多团队复制。在其他运动领域，统计方法比“教练的判断”更有优越性（见 Moskowitz & Wertheim, 2011）。
当然，这里有关临床—统计预测研究文献的讨论，并不意味着个案研究在心理学中毫无价值。请大家记住，这一章所谈的只是“对行为的预测”这一特定情境。回想一下在第4章中对于个案研究价值的讨论，个案信息在引发对重要的、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变量的关注方面是非常有用的，而这一章中所说的则是一旦相关的变量已经确定，我们要开始运用它们来预测行为时，测量这些变量并使用统计公式来进行预测始终是最优程序：首先，我们通过统计方法得到了更为准确的预测；其次，统计方式优于临床预测之处在于，统计程序所得出的预测是公共知识，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修改、批评或争论。相反，如果使用临床预测就等于要依靠个别权威的评估——由于这类判断太过个别和特殊，因此不能接受公众的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