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他觉得应该早些说这个事情，但总好像是没有太好的恰当的时机。
拖着拖着又熬到了一年春天，但惊蛰的春雷已响过好几遍，地里的人影却不见有多那么几个，苍耳、马唐草还乐滋滋地把田间地垄占据着。这几年差不多都是这样一副势态，已经使被牛犁铁挖千百年的土地受到了罕见的冷落。。
从民国十五年，乡里一众年青后生跟着老表将军的部队（当时北伐将领之一李宗仁为桂林人）从戎北上打北佬，至今仍未有一人曾返过家中，抚恤金和书信（不知是遗书还是报平安之用）倒是经常从长沙、武汉等各地寄来。收到书信的，心里笃定自家弟子仍在某处生龙活虎地蹦跳、活跃着，虽然他们不知道邮封旅行的这一个月、两个月间，也许后生们又开赴到另一片目生的地方，去和另一群同样面黄肌瘦、穿着破烂草鞋与军装的苦命人争那多活几时的机会。财政科登门的人家，照例是先传来几声女人声嘶力竭的哭嗥，接着是嘈杂的压抑的一通劝解，或是含着苦痛或是带着惋惜，总算把为人妻母的按坐下来，使她们心里虽然有千万句准备倒出来的含情带绪的言语，也只好改变成擦不痛快留不尽的眼泪鼻涕。这时一旁抽水烟多时的管家男人才得起身，去接由那子嗣血肉换回来的一百、几十个银元，罢了也不费心送关衙老爷们出门，只自顾自重新低头吮起烟来，尚不觉察自己还没把上火。
来办事的人也自早已识趣不再累赘，往下一家人去了，等他们的还得是同一番吵嚷、沉默和无趣，只想快打点好这群新民佬（当地原住民称客家为新民），好快点回公署里好好抽上一两袋烟。
这已经快是整三个年头了，偏僻山村里收到的书简一封封变少，县里老爷们下来的次数也变得不那么频繁，到后就再没见过，虽然没有人肯对此发出些什么让人沮丧的意见，但大致都有了个模糊的念头:这帮后生是连进祠堂都已不可能了。本是想着乡里讨不了生活了，混口军粮吃总不至于饿死，没曾想把整个身和魂都丢在了陌生地方的山野、河湖，连阿公（客家人把祠堂供奉先人叫作阿公）都不能见上了。
复邦很侥幸自己没在那群乡众的花名册之中，因是家中传宗接代独子，捡兵时候族长也就没把他塞进那个“赴死”的队伍里，只消用了两只山里打来的白额猪从本地团总那里取得了方便。说来也可笑，这个可怜的十六岁阿弟的命运，竟因两只没人在意的小牲畜就得到了改变。总之算是安然活到了十九，免得去受被血火洗礼的煎熬，挣扎出了个成年伙计的体魄。但这也常常使一颗年轻火热的心负担上了些沉重、不明朗的东西，为什么去面对敌人的不是自己，纵使是要拿刀枪杀人自也是不怕的，闭上眼狠下胆也就和上山打野猪差不大多少罢！他可能还尚不知“生”对于一个人来说的全部意义，也完全不知那么些人为了什么死，只把心思放在了同乡后生“死”的愤懑、含羞和仇敌“死”的快意上。真是个可怜懵懂的衰仔呵！
族中像复邦这样十八九岁的男丁已不剩多少，附近几条村落也全是些妇孺老人留守山村，相仿年岁且能熟络的男子并不多见，一个年轻的躯体是全然耐不住这种寂寞和萧条的。不过真使人烦扰的不单是瑟缩的村庄。不知何时开始，他时常中午时去河边踱步，本一条不长简直二三十步可走完的河岸，愣是能歪头斜脑地来来回回消磨两三袋烟的时间。间或假做不经意般斜睨水边的一众人物，把正盥衣的一些未经人事阿娘（客人对未婚配女子称谓）惹得面红心跳，忍不住低头暗自诽腹‘真是的卖羞的癫子！’。却又不约而同地希望此轻漫烂子能把目光多给予些自己，纵使对此男子没有半点兴致，但能吸引异性顶多的关注也足以让苦碌的一天多了些欢快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