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子【楼诚】(2)

1957年的时候党内开始整风运动，上面下了指示说要大鸣大放，单位里三天两头开会，要求同志们提意见。一开始响应的人不多，但有人做了第一个，很快大家都参与进来。
明楼跟阿诚是在四十年代的上海，那个鱼龙混杂、波澜起伏的战场上摸爬滚打过来的人，复杂的斗争给了他们敏锐的政治嗅觉。1957年的春天，鸣放运动在全国上下一片火热，但是明楼却感受到了一种山雨欲来的前兆，于是他们尽力在大鸣大放中保持了沉默。他已经53岁了，只想和阿诚安稳地度过余生。
果然到了57年的夏天，风向变了。清算开始，很多曾经提过意见的人都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单位的宣传栏上、墙上，到处都是大字报，有不少人被停职，一时间人心惶惶。
明楼跟阿诚在一天早上上班的时候看见了第一张攻击明楼的大字报，白色的底，鲜红的字，贴在单位门口最醒目的位置，“走资”“右派”几个字被人专门写大描粗。明楼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大字报上主要是攻击他住行奢侈，他在脑袋里迅速地盘算着要不要把明公馆捐给单位。阿诚挤开围观的人，一把撕下了那张大字报，他有些生气，斥责道：“这完全是污蔑。”
明楼没说话，到了办公室就吩咐阿诚去拟一份房产捐赠书，以明诚的名义，把明公馆捐给政府。并且收拾一些大姐的遗物和明台留下的东西到汇丰银行存进保险柜里，家里其他值钱的东西都一并捐了。
阿诚不情愿，但是明楼让他立马去做。
没过两天，明楼被财政局的局长叫去谈话了，叫他暂时把工作交接给另一个人。当月的集体大会上，明楼遭到了批斗，那些平时看起来和善友好的同事们跳出来挨个检举他，有人说他带的是洋货手表，崇洋媚外；有人批斗他西装革履，说他“脱离劳动人民”。
阿诚也被叫去谈话，领导要他检举明楼的走资行径，阿诚挑了几样不痛不痒的事情交代上去。很快，1958年初，在一次全体大会上，明楼和其他二十六个人被划为了右派，而明楼因为问题严重被划分为极右分子。几个武装警察进了会场，用绳子把右派分子的手绑起来带走。
明楼挥开了身旁的两个警察，站起来说：“我自己会走。”他身上有一种凛冽而隐忍的杀伐气，那两个警察沉默地跟在他身后，没有用绳子绑住他的手。
阿诚坐在位子上与他对视，他看见阿诚的眼眶红了。然后他便出了会场的门，上了警察开来的车。
明楼和阿诚就这样匆匆分别，分别前两人最后的对话是早上出门时，阿诚帮他把衬衣的扣子系好，问他中午想吃什么，明楼回答：“下班再看，一起去市场。”
他们都知道，情况还不算太糟糕。毕竟当初他们表面上是为汪伪政府工作，还有一重国民党的身份，这件事如果被人抓住追究，那么性命都将难保。如今明楼只是被划分为右派，想来已经是上面有人保他的缘故了。
两天后，明楼被送去了青海刚察县的农场。刚察县地处祁连山脉中段，气候寒冷，一年中好像有大半时间都是漫长的冬天，那里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零下三十几摄氏度。明楼在那里从事着繁重的劳动，每个月只有三十斤粮食，每天吃的饭都是飘着几颗菜叶子的糊糊，于是身形很快消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