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到文学创作中的主体意识(3)

 
正如没有特效的年代，在希区柯克的《精神病人》中女主角被杀的桥段，演员们并没有直接的身体接触，但是通过镜头的转换、血迹的暗示逼真地塑造了一个凶杀案的现场。
 
这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角度，也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我们的描写，我们的艺术，该如何把握“他者”，既叫它产生与“我”的偏移，又不让读者一下子与它拉开距离，断了联系。
 
 
“困境”
 
说个现实的事情，甘肃庆阳女生的跳楼。
十九岁的女孩，受老师的猥亵，患上抑郁症，几次自杀未遂。坐在高楼上，围观的人起哄嘲弄，最后硬是挣脱开消防员的手，跳下身亡。
日常的暴力把人逼上绝境，而在弥留之际，从大多数人那里得到的也不是同情。
 
我想，看过报道的人感受会更强烈——仿佛自己有什么东西，也跟着女孩一起落地了。
首先，当然直指对于围观人群的愤怒，有人说，如果是你的亲人在上面，你会起哄吗？自是不会，但在实践中，不可能要求每个人做到这样的换位思考——那我们该承认这样的道德困境吗？我们是不是不到“囚徒困境”的地步就学不会相互换位？
 
哲学家彼得·辛格，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溺水小孩”：
如果你经过一个水池，有小孩落水，我们是不是要救他？无论你穿着多贵的衣服或是有什么重要的活动，都应该去救对不对？那如果这个小孩身处别处呢？你虽然见不到他，但如果捐出你去看电影买衣服的钱能救他，你不是也应该做吗？
 
身在地大人多的国家，你是不是应该为每一个正在发生的社会事件苦恼？
 
《景观社会》的开头便是一句“整个社会表现为一种巨大的景观”，我们不也是“景中人”？
 

埃舍尔《白天和黑夜》
那么我们呢？我们的书中，笔下的角色是否也遭遇了困境？戏剧性的冲突，表现为角色之间的交互困境，我们是为了角色的独特性牺牲其中的联系，使他们成为互相遥望的“他者”？还是将二者的对立放到相似面上，当做紧邻的“我”？
 
 
 
如今的时代，理论浪潮一茬茬和割韭菜似的，一个越来越注重“深度”和“思想”的时代，攫取思想快速应用，对分析阐释推崇备至——拉图尔、“人类世”、“后人类主义”、现代性，让大部分人晕头转向。这些东西，到底加深我们的理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