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执》序：星辰也有忧郁的影子/邓小桦(5)

我才不会理你们"。又比如极短的自传体小说，代入到他人的角度去感受另一个现实，于是有那几篇令人寒毛直竖的"我死去的孩子"系列，里面有想象的孩子孤独成长，与父亲老来受到的冷漠对待，但最恐怖的是连"想象"都再不能保护我们，"这些只是想象"的现实比想象的内容本身更沉重。因此梁文道知道什么是"比真实还好"：坏事希望它不是真的，好事更不必问真假。没有人会忘记他写过的大背包女孩，夜夜背着装有所有随身物品的大背包到他那里过夜，但他们甚至不拥抱，仿佛她从没有来过。或者，寄托想象和情感的文学，是我们的影子--即外于自身却又不能割离的一部分--失去影子我们就成了鬼魅。   
梁文道确曾向我提及他的金属疲劳："有时分不清自己是不是在做节目。"社会学者理查德·桑内特说过，在私密性逐渐压倒公共性的转折时代，由于大部分人认为在公开场合流露情感是羞耻的事，而某些人会被民众赋予这种公开流露情感的特权（或者说代民众流露情感的责任）-- 因为这些人有更敏锐的感受力、更能感动人的表达力，以及超于常人的控制力，不会失控。他们必须清楚人们本身的模糊感受，将之提炼为更高层次的爆发，而在爆发后又能理性地出入自如。这三者缺一都会有损于威信。这是对群众领袖、杰出作者的要求，也同时是对于演员的要求。历史上的著名先例是左拉，他在1898年为"德雷福斯事件"给法国总统写了一封长达四十页的公开信《我控诉》，里面痛斥了法国整个政治及司法制度的腐败，其实并没有确实论点和证据，却可以把同意和反对的阵营像红海那样分开两半。
刊出后，整个巴黎都在谈论左拉，德雷福斯事件变成了左拉事件。梁文道曾经在香港的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里做了类似的事，就是写了一封叫《时间站在我们这边》的公开信给发展局的官员，在码头被拆掉后言说保卫者的胜利，也把社会上的进步者和保守者像红海那样鲜明分辨。他一定明白，在这个忧伤难言的时代，他被挑选为最重要的群众领袖、杰出作者、演员。因为他曾是一个日夜颠倒、只为自己的兴趣工作而不上班的人，在黑夜将尽的清晨街头同时看到终结与起始，宿醉者的颓唐与循规者的碌碌，而他不属于任何一方。他在静坐禅修时可以把感官提升到超人的敏锐，这些敏锐让他理解苦难，并因慈悲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