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鲁迅批判读后感精练(52)

再比如，李长之抓住“凭了感情”这一贯穿全书的思想，揭示了作者本意和小说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由此可见，李长之的《红楼梦》研究具有红学革命的意义，“百余年来红学研究的主流里却从来没有真正取得小说的地位……被当做一个历史文件来处理”［14］。
而“在新‘典范’引导之下的《红楼梦》研究是属于广义的文学批评的范围，而不复为史学的界限所囿”［14］。王国维可谓是最早从文学的角度去分析《红楼梦》的，但“此后考证派红学既兴，王国维的《评论》遂成绝响，此尤为红学史上极值得惋惜的事。”［14］事实上，王国维开创的研究思路并未完全“绝响”，李长之在考证派大行其道的 30 年代，郑重指出: “从咬文嚼字的考据，到事实上的考据，然而现在却应该作内容的欣赏了。王国维的评论，固然很可真贵，究竟因为是作于未确定为作者自传以前，而且不能算什末详尽。可是，既然开了端绪，我们就更该认真作一下了。”［3］李长之从作者态度、文学技巧等多方面探讨《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深入到《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与精神天地。即便是在 1954 年以后，整个“红学”研究转入“斗争说”
的政治阐释时，李长之仍为《红楼梦》文学价值的研究作着努力。他于 1957 年发表《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明确指出《红楼梦》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巨着”，还于 1944 年参加中央大学文学系一次文学座谈会作演讲: “《水浒》是首史诗，而《红楼梦》是抒情诗……是单抒个人的感情! ”［3］他一直坚持将《红楼梦》当作小说来研究，发掘其美学价值。因此，李长之《红楼梦》研究所作出的努力可谓是红学从史学研究到文学批评的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从更深一层说，自王国维较早做出用西方文艺理论来阐释《红楼梦》为《红楼梦》开拓研究视野提供了新途径。李长之延续王国维的研究传统，在指出王国维生搬硬套的弊病之后，进一步回归作品本身，以浪漫主义精神资源进行观照获得新解。李长之从浪漫主义角度挖掘出《红楼梦》中的诗性元素，展现《红楼梦》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独特魅力。尽管李长之在浪漫主义相关理念的把握和运用上尚有欠缺之处，但他毕竟打开了“解其中味”的大门，让后来者能够继续沿着这条研究之路走得更远，去深入理解那“满纸荒唐言”的真正价值，真正去理解作者曹雪芹实为可与歌德、卢梭、普希金等人齐名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