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鲁迅批判读后感精练(50)

就“诗国”和理想人物的关系而言，在曹雪芹所创建的“诗国”或理想世界里，住着的都是“诗人”或者理想人物。宋淇指出，“大观园是女人的堡垒，除了宝玉以外，其他男人一律不能入内。”［11］事实上，即便是“女人的堡垒”，入住的女孩子也是经过曹雪芹精心挑选的。黛玉之“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痴情与诗才自不必说; 袭人则是“有些痴处: 伏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 今跟了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 《红楼梦》第三回) ; 就连最通世俗气的宝钗，也“古怪着呢……从来不要这些花儿粉儿的”( 《红楼梦》第七回) 。然而，大观园里的人最终得走出这个诗性世界，理想人物终究要落入庸众之中。人渴望“诗意地栖居”，却往往只能在琐碎、庸俗的有限生活里浮沉，这难道不是“曹雪芹所见到的人间世的最大的悲剧”［10］吗?
三、李长之《红楼梦》研究的意义
自 1921 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以来，红学考证发展已面临危机。余英时指出: “近代新红学的最中心的理论是以《红楼梦》为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自传说至少受到三种不同的挑战: 第一种是出乎索隐派的复活; 第二种是起于‘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论’; 第三种则来自对于《红楼梦》本身所包含的‘理想性’的认识。”［14］前两种挑战都不足以建立起新的“典范”，只有在第三种挑战的指导下，“红学”研究才有可能从困途转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余英时强调，“这个可能建立的新典范是把红学研究的重心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造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14］新典范是从“自传说”红学内部孕育出来的一个最合理的革命性的出路。李长之尊重“自传说”的考证成绩，但又认为“他( 曹雪芹) 依然有想象力充分活动的余地”，从而“突破‘自传说’的牢笼而进入作者的精神天地或理想世界”［14］，超越了历史考证的红学传统，打下了新“典范”的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