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千里寻书读后感精练(86)

他说：“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有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枝叶。”抛开“贵贱固定论”的这种看法，我认为，我们每个个体对于社会而言，就像是每一个“细胞”对于一个生物一样。只不过，“细胞”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人并非生来就是在固定的位置，享受固定的权利和承担固定的义务，也具备固定的能力。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具备相应的责任（在我们真正成熟或者说相对成熟的时候），我们都遵守着礼（规则、法律），这样才紧紧有条，不紊不乱。这就是为何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应该遵循规则，规则本身就是为了保护集体中每个人的利益。
他说“以季礼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司马光是认为人生来就固定的，贱者贱，贵者贵（我认为）。但是，人并非如此，生活环境（出生和成长）固然影响着一个人，但是人的一生并非完全固定的（比如社会地位）。虽然，纵然每个人的地位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是在现在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分），也应该做到这个地位所该做的事情。如此，就是遵循礼，这样社会才能稳定（太过保守）。但是事实上，这个分，应该有一部分决定于能力，一部分决定于当前的地位（职位和权力），也只有允许一部分拥有超越自己当前职位的人做出一些超越当前职位的事情（言论），才能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但是若是太过紊乱，也是不利的，言论自由，但不是毫无规则的自由。
而名，就是将分具体化，名正言顺。名，正是将分的差别具体化，让人更为清晰（比如狗和猫，都是动物，但是却通过命名区分开来）。但是，没有明确的名，就无法有明确的礼，礼本身就是名，名具备定义和清晰的作用。名的崩坏源自于礼的崩坏，而礼的崩坏源自于天子（我所解读到的地方）。但是，政权的崩坏，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政权并不代表社会群体（大多数）的利益。我认为，政权，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社会群体的意志而产生的。是社会群体遵守共同的“契约”，并自愿将这种执行契约的权利交付于一个团体或者个人（皇帝）。所以，当这个团体或者个人，也就是政权，已经违背了社会群体（大多数人）的利益时，那么这个政权就是失败的，必将会被新的政权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