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中国结观后感汇合(12)

可以说爱国忧民情操塑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代代的知识分子，因而也成了一大文化传统。当代知识分子的忧患又是别异的，余光中则可被看作台湾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余光中以及与他年龄或经历相仿的一大批
但事实上，用文字表达的“集体无意识”，是能产生巨大的文化效应的。在《从母亲到外遇》一文里，余光中说：“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亲：我们只听说过有文化，却没听说过武化。……我只有一个天真的希望：‘莫为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五千年的文化"。”这样，爱国诗歌不只是诗人的情操所现，更多了文“化”的努力，虽然这种努力是从不自觉开始的，但到了诗人的晚年，这种努力的意图就越明显了。诗人想通过中国情结这一原始意象即原型来沟连海内外的中国人。
从上文分析可以判断，余光中的爱国诗属于主观抒情类型，按照心理学家的分类，这又可归于“内倾型”，“内倾型以他的自觉意图和目的的主观确定与客观需要相对立为特征。”[4]（p73）“中国结”就是心理上的依恋与现实的缺失之间的对峙，也就是说，内倾型、中国结是用一种诗艺沟通的——对立的意象，在这三者之间，对反是共同的。当然，诗艺与诗思又密不可分，即在余诗里，意象的反差是一个常见的手段，但具体到每一首诗又有区别。当余光中以中国人的身份处于美国人群时，洋与中的冲突必然上升，诗人往往将各种抽象的对抗化作具象表现在诗里，再现爱国情结“结”之所在。“将祖国的小阳春溺毙在/早餐桌上冰牛奶之北极海的/留学生，是我”（《三棱镜》）;“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我之固体化》）;“遂发现自己也立得太久，/也是一株早熟的果树，/而令我负重过量的皆是一些/垂垂欲坠的/丰收的你”（《我的年轮》）;

《敲打乐》的手法是在每一诗节里并列洋与中的物象，对比洋与中的文化现实，以二者的反差使内心矛盾形象化，整首诗犹如叠现的浮雕展示在读者面前。“草重新青着青年的青青，/从此地青到落矶山下/于是青年的耳朵酩酊的耳朵都侧向西岸/敲打乐巴布·狄伦的旋律中/侧向金斯堡/和费灵格蒂/从威奇塔到柏克丽/降下艾略特/升起惠特曼，九缪斯，嫁给旧金山！/这样一种天气……在中国，该是呼吸沉重的清明或者不清明/蜗迹磷磷/菌子们围着石碑要考证些什么/考证些什么/考证些什么/一些齐人在墓间乞食着剩肴/任雷击任电鞭也鞭不出孤魂的一声啼喊/在黄梅雨，在黄梅雨的月份/中国中国你令我伤心”，这样的诗歌结构，以其陌生的面目，不断变换的中西文化景象，承载着诗人的内心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