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白日梦观后感汇集(16)

小说最早的推崇者当推茅盾，在《鲁迅论》中，茅盾指出，鲁迅既老实不客气地解剖别人，也老实不客气地解剖自己，并且说《一件小事》和《端午节》，“便是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评”：
《一件小事》里的意义是极明显的，这里，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老调子，也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见鸠首因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热而且跳的。在这面前，鲁迅感觉得自己的“小”来。
在这段分析之后，茅盾引证了小说最后一节文字。此后的肯定此小说的批评家，基本上就着茅盾这一评论中的两点发挥：一是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后来逐渐引申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优良品质的描写的宏论），一是表现了鲁迅自我解剖的精神（后来引申出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宏论）。
根据我们在第一部分的梳理，毫无疑问，茅盾的评论中混淆了作者（鲁迅）、叙述者我、故事中的人物我之间的区别，将三者视为同一的。在茅盾之前，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中，则毫不客气地指《一件小事》为“即称为随笔也很拙劣”，可以说是一笔抹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应如何看待？我们不妨先将这些问题悬置，对小说作一番考察。
按照叙述学的基本假定，叙述文本是叙述者对叙述底本进行叙述加工的结果。以《一件小事》中的叙述而言，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底本与述本的关系。小说开头这样写道：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
这里的故事讲述者是人物“我”。从时间上看，在底本中的“六年”在叙述时被变形了：底本的时间长度在叙述时被一句话的篇幅所代替；从人物“我”的经历的事件看，“六年”中的细节是无限的，在人物“我”的叙述中同样给变形了，这里的人物的回忆性述本与底本中的差异应该是很清楚的，而如果与第二部分所叙述的“一件小事”相比，在时间与细节量的处理上，叙述加工的程度就更鲜明，与对“六年”的叙述加工不同，“一件小事”的时间与细节量是通过选择而加以强化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