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白日梦观后感汇集(24)

另一方面，他们又充分强调与“下等社会”--农、工、商之区别。“下流社会，如长发、大刀等，亦尝有之矣，亦曾见于国家大事有益否耶？以暴易暴，暴更甚焉。纵使前此之建社会者，竟能改革旧政府，有所建设，吾恐其速亡国之祸也。”既独立于上等社会，又区别于下等社会，新型知识阶层自居于中等社会，他们自觉肩负起“提挚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的历史使命。
从新型知识阶层的自觉到辛亥革命的成功--民国成立，可以说是这个阶层的浪漫时代--拜伦式的英雄时代。随着辛亥革命实质上的失败，中国社会实际上落入军阀之手，忠于民国理想的知识阶层陷入悲观失望之中。鲁迅的感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民国以后这些历史事变对于鲁迅的影响如何呢？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鲁迅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种颓唐，并非特例。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党内部分裂为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和以黄兴为首的缓进派，缓进派的基本主张，就是以对辛亥革命后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为前提的。
处于这一阶段的知识阶层的敏感者，深刻地体验了寂寞、悲哀和恨的感情，如果说民国成立时他们是拜伦式的浪漫英雄，到此时，已是浪漫英雄的末路。这种末路的浪漫英雄的典型特征，可以说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心在峰颠，身在幽谷，小处敏感，大处茫然。而在对世事的关系上，就是由失望、悲愤而恨恨于世，倘一味恨下去，便极易滑向传统文人的老路。
正是有感于这方面的现状，鲁迅提出了知识阶层解剖自己的课题，鲁迅进行自我解剖的结果，是发现自己深深烙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而他笔下的人物“我”通过震惊体验，发现了自己的常人性，而这两者有其统一性：即宣告了辛亥革命时期崛起的知识阶层的浪漫时代的结束，在解剖人生而同时解剖自我的严酷之中，拉开了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时代的帷幕。作为辛亥革命时代的知识界敏感心灵的杰出代表，鲁迅表现了这个阶层的先进分子在时代的嬗变中的思索与体验，郭沫若虽然比鲁迅只差几岁，却不属于辛亥革命的时代，他以及他所代表的一群人，对于这一代人在精神上是隔膜的，在精神状态上也截然不同。当鲁迅这一代人充分意识到自己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时，郭沫若正做着天狗式的白日梦，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代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