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白日梦观后感汇集

《一件小事》虽然不是鲁迅小说中最好的作品——仅从艺术形式上看，也许还是不成熟的作品之— —— 却是非常重要的作品，无论从现代小说史还是从鲁迅小说创作的道路看，都是如此。但是，由于传统的研究方法的局限，长期以来，这篇近乎随笔的小说，不是被从政治、伦理学的角度过分地拔高，就是被粗心地加以否定，以至其独特的内涵未能得到恰当的揭示。
小说最早的推崇者当推茅盾，在《鲁迅论》中，茅盾指出，鲁迅既老实不客气地解剖别人，也老实不客气地解剖自己，并且说《一件小事》和《端午节》，“便是自己分
《一件小事》里的意义是极明显的，这里，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老调子，也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见鸠首因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热而且跳的。在这面前，鲁迅感觉得自己的“小”来。
在这段分
根据我们在第一部分的梳理，毫无疑问，茅盾的评论中混淆了作者(鲁迅)、叙述者我、故事中的人物我之间的区别，将三者视为同一的。在茅盾之前，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中，则毫不客气地指《一件小事》为“即称为随笔也很拙劣”，可以说是一笔抹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应如何看待?我们不妨先将这些问题悬置，对小说作一番考察。
按照叙述学的基本假定，叙述文本是叙述者对叙述底本进行叙述加工的结果。以《一件小事》中的叙述而言，稍加分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
这里的故事讲述者是人物“我”。从时间上看，在底本中的“六年”在叙述时被变形了：底本的时间长度在叙述时被一句话的篇幅所代替;从人物“我”的经历的事件看，“六年”中的细节是无限的，在人物“我”的叙述中同样给变形了，这里的人物的回忆性述本与底本中的差异应该是很清楚的，而如果与第二部分所叙述的“一件小事”相比，在时间与细节量的处理上，叙述加工的程度就更鲜明，与对“六年”的叙述加工不同，“一件小事”的时间与细节量是通过选择而加以强化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