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 “二哥” 沈从文(2)

十四岁的沈从文，离开家中的亲人，随军开拔，浪迹于湘黔川边境。他所在的部队，无仗可打，所到之处，无非驻扎，清乡安民。这一时期，沈从文看到最多的就是杀人，有罪的被杀，无罪的也被杀，杀人成了当时驻军的乐趣。沈从文说，我们部队到那地方除了杀人似乎无事可作。许多当地人因为“违法”，或为了完成某项清乡指标而被无辜杀害。幸而沈从文能识字和写字，并未参与杀人，而是成了部队的秘书，写些布告、文案，记些枪械、会议。诚然如此，他也目睹了无数的杀人场面。部队上的人大多是野蛮和粗鲁的，不过也有例外，一个姓文的秘书和一个自诩为王守仁曾国藩的统帅，前者让沈从文爱上书和阅读，后者让沈从文改变了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在种种机缘下，在他离开那地方的最后一年，他已是当地报纸的编辑和校对了。这都得益于统帅对他的赏识和鼓励，并资助他路费去北京上学。

沈从文在过了“五年不易设想的痛苦怕人生活，认识了中国一小角隅的好坏人事”后，他决定跟自己过去的人生决裂，他痴想了四天，得出这样的结论：“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力气，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被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
一九二四～一九四八
在北京，二十岁的沈从文意识到上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报考了多所大学，皆不被录取；被中法大学录取，却因拿不出宿膳费而作罢，只得一边在北大旁听，一边开始练习写作。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晨报副刊》因人事变动终于发表了沈从文以别名邮寄去的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沈从文也由此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他初到北京，穷困潦倒，只得和同乡“慢慢的一同商量个活着的道理”。如今，他拿起了笔，找到了“活着的道理”，便全然热情地投身其中。在这期间，他同郁达夫、徐志摩、张采真、杨振声、林宰平、胡也频、丁玲……相识相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