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超凡的好老师(2)

可好景不长，初三刚上一个月，我们这帮少男少女就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记忆最清楚的是，我有一次随着一大群同学闯入了老师办公室，进行打砸抢。那时候，学生批斗老师，甚至殴打老师，很常见，所以当时我并没有因为参加这样的活动而感到内疚与害怕。而就是在那样的疯狂时期，我们班同学中没有一人对夏老师下手。只革命不上课的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一晃，就晃到了初中毕业。于是，我成了日后被冠以文革标签的“老三届”——初67届的一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不招工，商业、服务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所以社会无业人员太多。据资料，仅1968年积压的1966、1967、1968届“老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即达400多万人。如何安排这些人，成为刻不容缓的严重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在此形势下，我又卷入了下乡大潮，成了一名没有多少知识的“知识青年”。从此，我的人生与校园别过，开始了告别家庭投入社会生活的独立人生。
人生的舞台转移到了客运战线。
1970年，知青返城，我落脚在喀什中心运输站。之后一路前行，虽然步履艰难与艰辛，也还算步步向上。我先在喀什客运中心站食堂当了一年多炊事员，后到“新藏线”的三十里营房站、多玛站、库地站、狮泉河站，从一般工人干到管理员、会计、调度，1983年任狮泉河站站长，1984年任三十里营房站站长。说起来，这个不起眼的站长也来之不易，可以说是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一步步从最基层做起来的。
不过，站长刚被叫了两年多，1984年底又被组织调回喀什中心运输站，任工会副主席，直到1986年初，才任职喀什客运站站长。屈指数一数，从1967年离开学校到1985年担任喀什客运站站长，有18个年头了。这么长的时间段，说来惭愧，我和夏老师从来没有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