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丨草原漫步：从内蒙古草原到云冈石窟(5)

▎大同的云冈石窟
到了大同，你不得不惊叹云冈石窟的伟大，你只能找到这样两个字来形容它。大艺术就是大艺术，细细观看一尊尊雕塑。我顿时感觉六根清净。假如不是一个六根清净的人怎么可能在一千五百多年前在悬崖石壁上一凿—凿地干这样的艺术呢？干大艺术首先是有一个好的体魄。在汉魏时期的北方民族中产生这样的艺术家。身体好坏，对于干这样艰难的艺术，无疑是一个先决条件。另一个条件我以为必须有令人万念俱灰的大苦难（使创造者与利欲绝缘）和前程万里的大希望（支撑他不能倒下）。
在拓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148年的统治中，在大同建都近百年， 为了统治的需要，开国皇帝倡导佛教，建寺院，使大同一度成为当时北方的一个佛教中心。到了公元445年，太武帝灭佛，在他的儿子恭宗的暗中保护下，一大批名僧出逃。直到恭宗的长子登基后才下令在全国恢复佛教，实行历史上有名的“文成复法”，名僧昙曜被请回城。这便是昙曜高僧要在云岗开窟的历史背景。对昙曜来说，文成皇帝的父子两代是他的提携者、知音又是救命恩人，而他昙曜经历了佛教的同时是私人生命体验中的大起大落，年轻的文成皇帝将在全国重新复法的道义落在他的肩上。这是一份多么神圣和庄严的使命。毫无疑问，当时的昙曜是抱着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志向，决定在云冈开窟造佛像的。文学和艺术从来都是人学，玩文学艺术的人干不了它。

真正的大艺术是血性与硝烟铸造出来的。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评价云冈石窟。他说，万里长城、云冈的丈八佛像“才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坚固而伟大”。这个评价可谓极高。就在今天，我们仍可感觉到这里的佛像更像人，它传达出人的尊严，表现出鲜卑族的雄健之美，表现北方民族的刚强和淳朴。
此行让我好好领略了蒙古人是怎样旅行，他们把旅行车当成千里马，他们的目的地往往不是在地图和行程表上，而是在一望无际的草原远远能看见的炊烟与城镇，道路四通八达，信马游缰，他们便将车子开足马力横冲直撞，撞出一条路来，我们平时K歌很喜欢草原的歌，可是当生活的节奏和秩序都成了“马儿呀，你慢些走，慢些走……”的状态，很难准时在午饭时间或者晚餐时间准时到达目的地。有的内急想厕，有的肚子饿，我们的感受是一种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