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7札记 给张爱玲

爱玲姐姐，你能拯救我吗？想着，想着，脑中竟都是——那虞美人也褪不去的红色，蓝色妖姬也道不尽的忧郁。
曾经的我并不是一位女性主义者，但在遭到世俗的巨大恶意之后，我开始反思自己着曾经的一切，也可以说是“今日的我反对昨日的我”，“18岁的我反对18岁的我”吧。在那以后，我系统性地阅读了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引领者沃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的《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也认识了惠勒、泰勒等同时代的女性主义作家，我尝试了解她们的生平，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幻想着能和她们坐在一张绣花镶边的茶桌上喝着斯里兰卡的红茶，就着月季花和黄油制成的糕点来针砭时弊，就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陈述自己的看法。
所以作家病、文青病就是这样的吗？容易出现幻觉，容易神情恍惚？
我不会去记得卢梭、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历史上的思想家、大哲人对于女性的贬低，我只会记得：一群男生聚在一起对一个女生说三道四的情景；一群热衷于雌竞的女生，互相攻击自己的同性......一条条的恶意评论、一篇篇流传于社交网络内部的聊天记录截图，当它们成雪花、成雪潮地飞来、袭来之后，谁又会记得当初谁有恶意、当初的谁的言论又仅仅是出自于玩笑之语的戏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