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3)

其实早在平叛尚未结束时朝廷尤其是皇帝对武将节度使的忌惮与制衡就已经显现758年朝廷集结重兵20万围攻安庆绪于邺城，肃宗皇帝出于对武将的忌惮竟不设元帅而是任命宦官鱼朝恩为监军最终酿成大败，肃宗为制衡武将节度使势力意图扶持宦官势力与其相互牵制，结果却为以后宦官专权埋下隐患。此后历经数朝皇帝与朝廷都未能解决藩镇问题反倒是宦官与朝臣的“南衙北司”之争愈演愈烈；其中最为激烈两次冲突便是发生在顺宗在位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与文宗在位时的“甘露之变”其间更是发生了宦官刘克明弑杀敬宗皇帝的惨事。可见唐末宦官为祸之烈尤甚于汉末之“十常侍”。
同时因为安史之乱大唐损失了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大量人口的损失使得劳动力严重不足各
大藩镇为扩大势力又大量征兵更加剧了劳动人口的流失，人口流失又使得大量土地荒芜而朝廷却因为要维持对地方的压制不得不加大税赋，如此恶性循环使得朝廷与人民的矛盾日益加剧最终迫使很多农民不得不举兵造反这就形成了唐朝中叶至唐末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
唐僖宗 乾符二年（875年） ，王仙芝在 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发出檄文，斥责唐朝吏贪赋重税，赏罚不平，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率领起义军攻克 曹州，濮州。 黄巢在 冤句 （今山东菏泽市西南）与子侄 黄揆 和黄恩邺等八人起兵，响应王仙芝。至此大唐帝国最要命的三道“催命符”“藩镇割据”“宦官之祸”“农民起义”齐了，崩溃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