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暴烈的悲剧——陀翁的自白

教科书常讲钢铁和蒸汽带来了生产力和思潮，而在被称为“边陲之地”之外的俄罗斯，农奴们刚刚才能透过历史的帷幕喘息干冷的空气。在1870，无论是在圣彼得堡还是在莫斯科，餐桌上的人们依旧习惯为“小父亲”的健康干杯。但变革的暗流开始不仅在大学出现，修道院内、酒馆里甚至醉醺醺的嫖客嘴里都会冒出一个个外来的“主义”们。
思潮之下于道德、浪漫、人性，人们第一次努力用词语去总结，去定义“人”的一切。关于这一件事，三个国家的人做出了三个不同的回答。有趣的是左拉、王尔德、陀思妥耶夫斯基都选择用“暴烈的悲剧”去阐释这个主题，所得到的答案走向不同的终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白痴》，走向的是灵魂。
俄罗斯的作者们尤爱灵魂，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经常出现基督式的人物，代表着最终灵魂的拯救，这个视角就注定了与左拉《戴蕾丝·拉甘》相悖，也同王尔德式的浪漫不兼容。斯拉夫人仿佛在北极圈外有着自己的思考，在漫漫长夜的火炉边，在雪水融化泥浆四溅的大街上，形成着自己独有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