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答复什么是启蒙运动-阅读札记(2)

康德接着指出，启蒙所需的无非就是自由——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理性的公开运用是说，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接着他结合军官，牧师等具体的例子进行说明。康德所说的学者不是那种我们理解的学院或者学术的专业学者，他指的是，所有人的一种身份。军官需要服从命令，牧师需要传达教义，这些是私下的理性的运用，要加以限制，这是被委托的，作为自己的职业和职责，所以也不可以是自由的。但是通过著作以学者的身份以自己的名义向真正的公众即全世界讲话时，便享有无限的自由可以使用他自己的理性，即理性的公开运用是自由的。（这里康德把理性区分为公开和私人两种运用情境，看似有点保守倾向，其实还是根植于现实状况，争取人们本该享有的自由，比如他举的例子，公民不能拒绝缴纳税款，但作为学者公开反对一些税款不适当的行动并不违背一位公民的义务，这样就把学者那种批判社会的自由和责任交到每个人手里，而“学者”就是一个托辞，只要你表达自我的观点或者批判社会时，就是“学者”）。
接着，康德论述了牧师团体，教会乃至法院国会等等组织企图把对公众的监护合理化永恒化的不可能，以及这种阻碍启蒙阻碍进步的行为的不可能，这是违反人性的犯罪行为。
其次谈到民族（民众）自己总结出的法律和制度也是在不断改变调整进步的，如果有人企图违逆这种启蒙的状态，对个人和对后代都是违反与践踏人类的神圣权利。进一步，君主更是不能规定人民都不能规定的事。

（总结起来就是，启蒙是人性所向，违逆是不可能的，也是对人性的犯罪，并且贻害无穷。）
康德谈到他生活的时代尚且不是已经启蒙的时代，但至少是启蒙的时代。人们正在努力中。
康德提到了理想的君主，在允许公开理性运用的全部自由之外，更要使国家里的公众在自由时不必对公共的安定团结有丝毫的担忧。（这里很有意味，康德把“维稳”的责任或者说言论自由造成的“后果”交给政府，把自由交给民众，而不是为了维护安定去打压民众的言论自由。）
康德强调了他认为的启蒙运动的重点在宗教事物方面，因为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上没扮演监护人。他又一次提到了了一位君主榜样，普鲁士腓德烈大王。
这里谈到这位君主康德延伸到了一种悖谬，自己已启蒙同时手中有人数众多的军队保障公共安定的君主，才能说出一个共和国不可以斗胆说出的话:理性思考吧，思考什么都行，只是要服从。较大程度的公民自由被受限制，但较小程度的公民自由却获得了开拓空间。
（这里读了两次，之前和之后理解不一样了...总之这段不太懂 先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