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花开：堪合贸易，我用唐物换俯首(5)

朝廷回赐与贡使采购的唐物在日本成为高层相互赠答的礼仪用品，并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假性货币的功能。应仁之后幕府经济拮据，将军下赐幕臣的砂金无以为继，只能以唐物替代。而将军频繁巡幸大名官邸，借此又从大名手中大量回收臣下进献的唐物。唐物循环流通，幕政得以顺畅施行，堪合所得之唐物变成幕府上下契合的润滑剂。
从永享四年（1432年）至天文十七年（1548年）这一百余年被称作第二阶段的堪合贸易，日本一共派出十二次朝贡使团，基本遵循了十年一贡的堪合规程，每次使团规模大致在三百人左右。
第二阶段堪合贸易本质是以利益为饵劝诱日本压制倭寇，然而事实上效果不彰。嘉吉之乱足利义教犬死，室町幕府陷入动荡，对地方的约束力持续走低。应仁以后连堪合贸易的权力也旁落到大内与细川两家，足利将军只能喝喝残汤剩炙。约束地方武士，缉捕倭寇海盗自然也就无从提起。更不用提嘉靖时期的倭寇其实真倭十不足一，主要还是沿海地方的海商为主。

明朝前期承袭元制，以国家大法强制推行大明宝钞。没有现代银行制度支撑，中国古代历次钞法无一例外都落到了恶性通货膨胀的崩溃结局，成为庙堂掠夺民间财富的狗腿帮凶。洪武八年（1375年）大明的宝钞与白银比价为一比一，到宣德七年（1432年）比价已经达到一百比一，而正统元年（1436年）更是达到骇人听闻的一千比一。宝钞价值形同废纸，真正货币自发形成，那便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贵金属。明朝正统年间南方各省将实物税折收金银，标志明朝钞法破产，改用白银。
大明通行宝钞一贯嘉靖年间，大明虽在全国竭力开采，江南沿海一带的白银短缺已成痼疾无法解决。放眼海外，日本丰富的银矿成为大陆海商眼中的聚宝盆摇钱树。
天文二年（1533年），日本通过朝鲜引入了中国的灰吹炼银法，可以从铜矿中精炼出白银，白银产量大幅提升。天文十一年（1542年）左右，日本兵库的生野银山，石见、佐渡的银山先后开始开采。消息传来，中国海商趋之若鹜，纷纷组织船队前往抢购。明朝禁绝私人海贸，民间海商在大陆无法立足，于是盯上了宁波外海舟山群岛的双屿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