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的“看客”形象简析(2)

《示众》中主要塑造了18个不同的看客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个。十一二岁的胖孩子本该在路边叫卖包子，却在听说有热闹看时迫不及待地离开包子铺去围观行刑；抱小孩的老妈子挤进了围观行刑的人群，对着白背心念叨着“好看”；秃子一边念着白背心上的文字，一边直起背提防别人占了他的好位置；唯一提出质疑的工人却引发所有围观者的不满，只能偷偷溜出人群……在鲁迅众多短篇小说中，《示众》对看客群像的塑造尤为典型。这些看客的个性并不十分鲜明，共性特点却十分突出，不管是儿童、妇女还是成年男子，都是麻木不仁、冷漠呆滞、缺乏同情心的观望者。他们是“看”这一动词的施动者，也是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体现。他们在“看”的过程中消解了先驱们献身的意义，成为刽子手的帮凶，可悲又可怜。
鲁迅的另外两篇小说《祝福》与《孔乙己》中的看客形象与《示众》有高度相似性，《祝福》里的“看客”不同情祥林嫂的悲惨遭遇，反而热衷于将她失夫丧子的不幸作为谈资，最终导致了祥林嫂的死亡；《孔乙己》里的“看客”对孔乙己也并无同情，这些酒客将孔乙己偷书、新添伤疤、被打断腿的事当做笑料自我娱乐，他们都是麻木冷漠、同情心缺失的旁观者。
但这两篇小说中的看客形象与《示众》也存在不同。前者与被“看”的人同样都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他们的社会地位是相似甚至相同的；而后者与被“看”者的社会身份却有所不同，被看的人是“觉醒者”，看客是底层人民。“觉醒者”或者说有觉知的知识分子与底层群众存在隔膜尚能理解，底层人民之间的相互戕害却极其可悲。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的那般：“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底层人民群众热衷于“抽刃向更弱者”，他们通过围观和谈论他人的痛苦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并以此获取内心的满足感、安慰感与快乐感，这是人性病态扭曲的集中体现。鲁迅笔下的这些“看客”们普遍狂热于血腥的场面，对他人的苦难漠不关心，在旁观与谈论的过程中透露出幸免感甚至幸灾乐祸感，这种“集体无意识”戕害了本就倍受封建制度压迫的人性。

二、叙事视角的多样性
鲁迅作品中的“看客”视角是多样的，多为第三人称，也有部分是第一人称。相比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更像是局外人对事件的叙述，这种叙述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可以更加客观、灵活、多方位地描述事实，也能在讲述复杂故事时同时塑造多个人物形象。鲁迅笔下“看客”的第三人称视角更为客观地揭示了当时民众普遍愚昧的社会状况，也表现了鲁迅反专制制度和改造国民性的迫切需要。在有“看客”形象存在的小说中，叙述者“我”和看客的叙述话语权此消彼长，叙事者“我”作为隐含的看客，以主动解构在场的方式将叙事视角转移至“看客”，使得被看者是“看客”视域的形象。也就是说，被看的对象是被“看客”这一他者所建构的形象，小说的作家主观性被削弱，文本现实性得到了增强。2作为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相互交叉的典型，《孔乙己》中的小伙计“我”就是一个隐含的“看客”，“我”与店里喝酒的客人一样，对孔乙己都是有些鄙夷不屑的，即便是二十多年后想起孔乙己，内心也没有过多的愧疚，“我”的身上缺乏强烈的性格特征情感色彩，这也是“看客”冷漠内在的一种外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