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带保护膜,世上第一个不会受伤的人 | 科幻小说(8)
后来,我们便相爱了。有了她的陪伴,我在学业道路上也突飞猛进。莉莉是个真实的人,不愿在撒谎上浪费时间。她告诉我,她与我在一起,跟我的瓶子有关。但相比那些教授学者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只在乎我外壳的材质与构成,她更想了解,一个从小生活在玻璃瓶子中,从来没有触碰过世界的人的内心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当她向我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便将她白皙的手按在我的胸口,让她亲自感受来自我胸膛深处、隔着屏障传出的战鼓般的心跳。这颗心脏,比任何时候跳动得都要有力。我告诉她,我相信没有任何人比我更加懂得生命的真实。她明白了。我相信,她是爱我的。因为我从她看我的眼神中读到了幼时母亲凝视我的那种爱怜,而不像身边其他人那样,只把我当成一件展品,一个标本。
有一天我们再次谈到这个话题,她说我就像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的那个野人,只是我与那个野人完全相反。在赫胥黎的笔下,那个来自野蛮区的野人约翰,只有他是自然分娩的,而其他人的出生都是在一个玻璃瓶子内。她问我,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一样,从生下来便被一个透明的瓶子罩着会如何!我告诉她,如果有那么一天,世界将会变得更好。人与人之间就再没有了摩擦与冲突,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人们不必像挤在一起的刺猬一样,生怕自己的刺挑疼了谁的皮肉。卢梭笔下的平等,无论是自然平等还是精神平等,都将得以实现。她摇摇头,似乎对我这个答案并不满意。我知道,她是个梭罗派的自然主义者,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存。如果一个人一生被隔绝,就算看得到花开,但闻不到花香,触碰不到溪流与草地,只有冰冷的玻璃相伴,他又怎么会尊重生命?
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思呢?
那时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将这个话题搁置,另觅新的话题。但我没想到,这个问题就像煤矿场里的金丝雀一样,成为我们破裂的预警。两年后,我顺利毕了业。但面临毕业后何去何从时,我们两个大吵了一架,而且吵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凶。这次争吵无关情绪与对错,只是理念的分歧。要知道,情侣之间的吵架,如果是由情绪而起,只要有一方冷静下来,主动向另一方道歉就可以结束,但由于理念而引起的吵架是无论如何无法调和的。她希望我留在伦敦,而我迫不及待地想返回故乡去,回到印度母亲的怀抱。那里有成千上万苦命的人被疾病折磨着,而我的研究,很有可能挽救他们的生命。她讥笑我,说我不过是想把每个人都装进瓶子罢了。生老病死是世界的自然规律,而我妄图去支配每一个人,包括那些未出生的孩子。她讨厌那个没有艺术与哲学,只有索麻和性欢愉的“美丽新世界”,而我却在试图将当今的世界朝着那一天推进。
她嘲讽我的那一刻,我觉得她从未有过的丑陋,就像疯狂践踏湿婆的迦梨女神。情急之中,我开始冲她愤怒地咆哮,我告诉她,你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你降生在一个发达国家,你一辈子可能都不知道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是什么样的,那里居然有人在试图活下去。你只会坐在一尘不染的剑桥咖啡厅里,一面喝着不菲的黑咖啡,一面悲天悯人地担忧这个世界变成“美丽新世界”。你想不到就在此时此刻,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他们连喝到一口干净的水都是奢望,他们全身长满脓疮,痛苦地呻吟着,连躺下都是问题。很多小孩一年到头都没有一件干净完整的衣服,更没有玩具,他们只能在垃圾堆里捡那些被你们丢弃的注射器和避孕套当玩具。这些你当然不会知道,你只会坐在这里,享受着自己的祖先在几百年前从全世界掠夺过来的财富,就像你们英国人入侵印度时,坐在东印度公司的堡垒后品着大吉岭产的红茶,却想不到那些红茶都是被你们杀害的拉杰布德勇士的鲜血浸红的。
有一天我们再次谈到这个话题,她说我就像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的那个野人,只是我与那个野人完全相反。在赫胥黎的笔下,那个来自野蛮区的野人约翰,只有他是自然分娩的,而其他人的出生都是在一个玻璃瓶子内。她问我,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一样,从生下来便被一个透明的瓶子罩着会如何!我告诉她,如果有那么一天,世界将会变得更好。人与人之间就再没有了摩擦与冲突,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人们不必像挤在一起的刺猬一样,生怕自己的刺挑疼了谁的皮肉。卢梭笔下的平等,无论是自然平等还是精神平等,都将得以实现。她摇摇头,似乎对我这个答案并不满意。我知道,她是个梭罗派的自然主义者,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存。如果一个人一生被隔绝,就算看得到花开,但闻不到花香,触碰不到溪流与草地,只有冰冷的玻璃相伴,他又怎么会尊重生命?
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思呢?
那时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将这个话题搁置,另觅新的话题。但我没想到,这个问题就像煤矿场里的金丝雀一样,成为我们破裂的预警。两年后,我顺利毕了业。但面临毕业后何去何从时,我们两个大吵了一架,而且吵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凶。这次争吵无关情绪与对错,只是理念的分歧。要知道,情侣之间的吵架,如果是由情绪而起,只要有一方冷静下来,主动向另一方道歉就可以结束,但由于理念而引起的吵架是无论如何无法调和的。她希望我留在伦敦,而我迫不及待地想返回故乡去,回到印度母亲的怀抱。那里有成千上万苦命的人被疾病折磨着,而我的研究,很有可能挽救他们的生命。她讥笑我,说我不过是想把每个人都装进瓶子罢了。生老病死是世界的自然规律,而我妄图去支配每一个人,包括那些未出生的孩子。她讨厌那个没有艺术与哲学,只有索麻和性欢愉的“美丽新世界”,而我却在试图将当今的世界朝着那一天推进。
她嘲讽我的那一刻,我觉得她从未有过的丑陋,就像疯狂践踏湿婆的迦梨女神。情急之中,我开始冲她愤怒地咆哮,我告诉她,你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你降生在一个发达国家,你一辈子可能都不知道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是什么样的,那里居然有人在试图活下去。你只会坐在一尘不染的剑桥咖啡厅里,一面喝着不菲的黑咖啡,一面悲天悯人地担忧这个世界变成“美丽新世界”。你想不到就在此时此刻,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他们连喝到一口干净的水都是奢望,他们全身长满脓疮,痛苦地呻吟着,连躺下都是问题。很多小孩一年到头都没有一件干净完整的衣服,更没有玩具,他们只能在垃圾堆里捡那些被你们丢弃的注射器和避孕套当玩具。这些你当然不会知道,你只会坐在这里,享受着自己的祖先在几百年前从全世界掠夺过来的财富,就像你们英国人入侵印度时,坐在东印度公司的堡垒后品着大吉岭产的红茶,却想不到那些红茶都是被你们杀害的拉杰布德勇士的鲜血浸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