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者(9)

出人意料的是，这次朱医生没有任何温和或劝慰的话，而是直截了当地回答：“没错，这是必然的，你早应该想到。”
“什么？”
“我说这是必然的。”
“什么必然的？”
“AW者与AW宝宝无法建立充满母性的亲密关系，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你做AW的动机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小娜愕然。
朱医生接着说：“你以为母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你以为像做化学实验一样，“一个母亲 一个孩子”就能形成母爱了？激素、爱欲、责任、经验与感受，这些复杂的因素融合在一起，才能形成所谓母爱。”
“那你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做AW？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破坏母爱的技术。”小娜问道。
“你知道穆易女士吗？”
“啊，听说过，好像是生物医学领域的知名学者，拿诺贝尔奖的知名科学家。但她好像，很早就去世了？”小娜说。
“对，我刚进入医学院学习时，穆易女士就是我们的院长，我们的新生典礼就是她主持的。她后来因为难产而离世了，那年45岁，属于典型的高龄产妇。我们很尊重她，在她不幸离世后，我们学院师生自发在网上为她举办了追悼会，没想到却遇到一些打着‘女权’旗号的人士攻击。”

说到这里，朱医生有点激动。
“那些人，用最恶毒的言语来攻击穆院长，说她活成了‘夫权制度的附庸’、‘玷污了诺奖的光辉’，说她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来献祭夫权的生育制度。我当时整日整夜地浏览着这些网络评论，内心充满了愤懑，我也劝自己这些不过是些网络喷子罢了，不要太放在心上，但我就是没办法走出来。最后我们为穆院长举办的网络追悼会也不得不关闭了。”
“当然，舆论也并非一边倒，也有理性的女权主义者出来反驳，说居里夫人因为研究放射性物质而死于血液病，我们感念于她的牺牲。穆院长因为怀孕难产而死，舆论却讥讽她为愚昧，这是不公平的。”朱医生顿了顿，接着说，“我后来也尝试用一些女性主义关于母职的论述来劝慰自己，尝试将女性为生育所付出的辛苦、承担的风险与职场工作划上等号。但我发现，太难了——社会大众，乃至一些精英学者始终将女性的生育贬低为非生产性的劳动，从一开始就带着低人一等的原罪。很多女性主义者也把自己纳入这种话语体系中，接受了这种价值设定。因此她们的解决方案就是女性要和男性一样，去争夺家庭以外的角色、成就和奖赏。妨碍女性达成这一目标的生理特征，比如子宫和生育能力，则被视为一种应被规避的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