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雨落下的时间（aph苏中）(2)

提到他的过往时，他的声音会因激动而微微发颤，他说，也许我家的汽车就有他曾亲手做出的零件；他也说，他当时在莫斯科留学时，远远地看过斯大林一眼，当时的他，和周围的同学兴奋极了，脱帽放声大喊“乌拉”；他还特别提到了一个人——伊利亚·布拉金斯基，是他就读军校时的好友，不过在战争中失散了，再没有他的音信，也许是已经去世了。每每提到他时，王先生的眉间始终笼罩着一层浓浓的悲哀。这些留存于上个世纪的血色经历，在数十年的遗忘波浪的冲击下，留下一条淡淡的痕，蜿蜒盘旋在他的颈间，终日被大衣的立领遮挡。
前几天去他家玩，他问我，一滴雨落下的时间有多久？我刚上高一，又是请教老师，又是上网查阅资料，费力地得出了一个我自认为正确的答案告诉他。但他摇头，连声称不是。说罢，摸了摸我的头，让我周末和他一起去看电影。我惊诧万分，什么时候仿佛活在上世纪的王老先生竟也有这般时尚的需求了。他问我，我上个月给他看的那部电影在哪里可以观看。我愣住了，那部电影是《老哨卡》——是我的同桌推荐给我的，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在电影院上映。但对上他的眼神，却也不忍开口拒绝，便预约了一家私人影院。老先生兴奋极了，又要求再加几部，名字都是我极为陌生的，如《伊万的童年》、《在那一边》等等。黑白电影对于我这一代人而言，陌生得不能再陌生了。我轻叹一口气，就当是感谢他对我的照顾吧。

一大早，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我打开门一看，老先生已经收拾得整整齐齐准备出发了。他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在晨光照耀之下，竟不显分毫苍老。我们所在的小区，距离那家影院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我问道：“需要打车过去吗？”
他摇摇头，说道：“走过去吧，你带路。”
哈尔滨的夏日不似南方那样炎热，我和他并排行走，就如一对祖孙闲来无事一同散步。一路上，他并没有同我讲太多话，这倒让我觉得有些尴尬。出乎我意料的是，即便他年至耋耄，走起路来也不见蹒跚。我有意落后一点，端详着他的背影。蓦地，我的眼前模糊了，出现的是一位精干挺拔的年轻小伙，穿着崭新发亮的大衣快步行走在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夕阳亲吻着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塔尖，留下些泛着金光的羞赧洒落在他的帽檐上。他是在追随着另一个年轻人的步伐——他更高，走得更快，他们要一起去涅瓦河的岸边。不知不觉，我们路过了松花江，他猛地停住了，愣怔地望着奔腾不息的江流。也许，他又想起了那个在河边把理想和热血高高放飞的傍晚。
电影开始放映了。轰隆的炮声让我的耳朵极度不适，黑白电影的画面也令我有些发晕。但王老先生目不转睛地盯着。在我眼里的黑白景象，在他的脑海里是色彩斑斓的，鲜红的血液，黯淡无光的天空，黑洞洞的枪口，绿色的军装——还有偶尔出现的一簇无名野花。俄语着实是助人睡眠的好工具，第一部影片还未播放至一半，我便迷迷糊糊地几近睡着。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听见他在哼唱着：“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或是“时刻挂在我们心上，是一个美丽的愿望.......”不知过了多久，我醒过来，又听见他在呢喃着：“伊利亚...伊利亚...”抬眼望去，他混浊的双眼里噙满泪水，荧幕上刚好播放着中国士兵阿尔斯楞为救苏联士兵安德烈而不幸牺牲。他哽咽着，断断续续，我又仿佛听到了炮火轰鸣，在子弹撕裂天空的巨鸣声后散尽后，看见满身血污的年轻的王耀，四下寻找他的并肩作战的好战友伊利亚，却只捡拾到了沾满鲜血的伊利亚同志的随身钢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