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自我研究的历史回顾及未来发展趋势(11)

另外，自我调节、自我增强、自我价值支持等问题都为自我的研究走向应用开辟了新的领域。
包梅思德(R.F.Baumeister)指出：“展望世纪之交，似乎可以肯定断言：自我将继续成为社会心理学的中心。”[11](p.681)正确地认识以上自我研究中这些发展趋势，掌握自我研究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们在新的21世纪进一步做好自我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三、自我研究在我国的研究状况及其有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正式成立于1982年，距今（2002年）才正好20年。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之一的自我问题，在我国得以顺利开展研究也不过就是这20年的历史。这些年来，我国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对自我的研究主要做了如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翻译和介绍各种国外的自我理论：如佟景韩、范国恩与许宏治(1986)共同翻译了伊?谢?科恩所著的《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12]；李维(1989)翻译了简?卢文格所著的《自我的发展(ego development)》[13]；赵月瑟(1992)翻译了乔治?H?米德所著的《心灵、自我与社会》[14]；包晓霞(1995)对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关于自我研究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简述[15](pp.59～64)；李晓东(1997)介绍了Markus等人的自我概念理论[16]；董奇(1993)对Marsh自我描述问卷进行了修订[17](pp.1～6)；苏林雁、万国斌与杨志伟等(1994)根据湖南情况调整了Piers-Harris的儿童自我概念量表[18](pp.14～18)；周国韬和贺岭峰(1996)则以初中学生为被试，对Song-Hattie的自我概念量表进行了修订[19](pp.37～42)。

另外，李晓文[20](pp.310～311)、杨宜音[21](pp.58～62)、曾向和黄希庭[22](pp.41～46)等社会心理学工作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国外自我研究的新成果。大量自我理论被翻译与介绍到国内，由此促进了我国在自我方面的研究。
（二）结合我国特点独创性地开展了部分自我理论的研究：自我问题与具体文化背景关系紧密，所以，自我的研究必须考虑文化因素。香港学者提出了从本土化角度研究中国人的“自我”，并指出中国人的“自我”与西方人的“自我”的差异[23](pp.93～145)[24](pp.15～92)。另外，结合中国国情，李德显(1995)对大学生自我概念发展规律进行了研究[25]，乐国安(1996)等对青年军人自我概念进行了测量[26](pp.43～48)，周国韬与贺岭峰对中学生自我概念进行了测量[19](pp.37～42)，金盛华对儿童自我概念的形成与发展作了研究[27](pp.30～36)，他们分别获取了不同被试自我概念的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