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潜伏于春天中的暗影(2)

针对娱乐时代，波兹曼着重写了两个方面：政治的娱乐化与知识（教育）的娱乐化。前者针对选民，后者针对大众（尤其是儿童）。于是第2个问题随之产生：这样的娱乐化会将我们导向何处？
我们后面将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探究，当然我也没说问题本身是对的。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探究“娱乐”本身。
娱乐，它在我们的语言范围中可以引申的很广。吟诗作赋，投壶流殇都可以和娱乐产生联系，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娱乐的载体。这也可以证明，文化之初也可以用来娱乐。
而我们所厌恶的娱乐（包括××娱乐化），大致是种可以让人无意义的哈哈大笑，捧腹大笑，今也八卦，明也八卦的埋汰东西。
“从电视出现以后，我们就开始拿这样的东西娱乐自己，至死方休。所以管他什么娱乐，只要不是念课本，那就是鸦片。”某些人如此结论道。
多么顺畅的逻辑，又简单又粗暴，还能把自己洗的一身干净。但因为过于顺畅了，自然也就显得狗屁不通。
在古代，人类的传播媒介是纸，虽说比石刻口传要好的多，但众所周知，古代的印刷术效率未必见得比手抄好。所以文化产品的享用权多是集中于上层，既然能被记录的东西就这么多，所以记录的自然是这个时代的精华（当然要是真有一些现在看上去不宜的东西，那也没办法）。所以，像隔壁买菜被讹了几块钱、王富贵的粉丝和谢老根互怼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肯定不会写的，写了也是浪费森林资源。

等到金属印刷术技术成熟之后，这种权力才下移到大众。虽说那时也有琐事见报或者写成书。可这种权利刚刚拥有，总是要珍惜的，当然是要把最值得写的写上去，因而这段时间也就成了理性文学发展的高潮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的传播越来越便捷，就发展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请原谅我的文笔实在粗糙，这是一部媒介小史，同样也是一部娱乐史。文化作为娱乐的载体，它呈现出来的样式不光看媒介，更要看是谁掌握了媒介，是谁在借助媒介传播，是谁在受媒介的影响。
现在这种所谓“无聊娱乐”，它并不是在电视代表的现代媒体出现后产生的，它活跃于人类历史之中。现代媒体只是无意间助长了他的传播，扩大了它的影响，它从未被消灭。原始时代它是对杀戮和性欲的渴望。文明时代它是对逸事的追踪和八卦的添油加醋。其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感官的刺激，来满足我们人类刻在DNA里那种对隐秽之事的变态好奇心。
如此我们便推翻了第1个问题，媒介如何传播、如何影响与智慧的增长没有一点关系。人类也没有走圆周运动，我们压根就没有动过。我们的愚昧与理性始终存在，始终斗争。媒介始终是中性的，关键在出于何种目的去用，娱乐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