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小说：我的同学余新茅

他是一个近现代杰出作家、诗人的儿子，不是一般的胖，而是胖得离奇。一九八零年代大家都没怎么见过世面，没吃过麦当劳也还没领教过美国肉山式的胖子，所以那时候余新茅的体形在学校里还是相当惊人，当时常用的客气说法是做衣服费布，就像说脸大的女生费雪花膏。
人胖点儿在中国不见得是缺点，至少美国人这么认为。若干年前总统大选，好像是《新闻周刊》一篇文章讲选举中非zz因素的重要性，说总统候选人千万不能胖，因为在美国文化中把瘦高和诚实等同。作为对比那篇文章又说东方文化正好相反，胖在中国是诚实可靠的象征。要是按这么推理，不知是不是巧合，从我所在集团成立到现在的几代ceo的体重的升降变化就可以大概推测出我们公司“全盘西化”或者说是“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之前公司的创始人“大胖”注册公司之初的时代我们在东边闭门造车，情况及其艰苦；过了一阵子ceo是瘦子，我们则往西做贸易，生活也算好过了些。总的趋势是越变越瘦了，比如朱经理比李经理瘦，胡董事比江董事瘦，大家都比公司第一代ceo瘦。当然，不可避免地中间也发生过一些瘦得不合时宜的情况，比如公司前董事会成员兼创始人之一，一个姓刘的老头儿，还有靠关系进高层的，胡董事的二叔，不过他们都及时地离开了领导岗位，从而维护了这一“体重平衡学”定理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