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化 ——余秋雨在接受澳科大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三）(2)

其一，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
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
其三，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
用这三个“道”来说明中国文化与别的文化的根本区别，外国人能接受吗?
我从六年前开始，就应邀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马里兰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以这样一条思路进行演讲，反响十分积极。每次演讲之后，我照例还会与当地的教授、学者作些讨论。大致可以肯定，这样的思路比较容易被国际学术界认可。
下面，我想用最简单的话语，对这三个“道”略作说明。
先说“礼仪之道”。我们的祖先早已发现，文化虽软，但要流传必须打造出具体的形态。从原始社会传下来的各种民间文化，大多是以陋风恶俗的强硬方式来推行的。那么，思想精英们试图推行的仁爱、高尚、温厚、互敬、忍让、秩序，也不能流于空泛，而必须设计出一整套行为规范，通过一定的仪式进行半强制化的传扬。例如，出于亲情伦理的孝文化，年幼的孩子尚未获得深刻认知时，也必须学会每天向父母亲请安。这种请安就是半强制化的行为规范，也是孝文化得以延续的缆索。因此，所谓“礼仪”，就是种便于固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设计者们相信，只要规范在、仪式在，里边所蕴藏者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则，文化精神只能随风飘散。因此，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也”。意思是，礼仅是人文道德的根本。礼仪当然也会给每个人带来很多不自由，这点孔子早就看出来了，因此说“克己复礼”。

正是孔子和其他先师们的努力，使中国在不少时候被称为“礼仪之邦”。
把"礼仪”当做社会模式，也使中国文化在几千年间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端庄。缺点是，“礼仪”太注外在形式和繁文缛节，限制了心灵启蒙和个性表达，更阻碍了大多数中国学者进行超验、抽象的终极思考。
再说“君子之道”。儒者企图改造社会而做不到，最后就把改造社会的目标变成了改造人格。起先，他们设定的行为程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谁知辛苦到后来，治国、平天下的计划基本落空，因此，出发点又变成了目的地。他们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
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在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个宏观对比: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觉者”，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先知”，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巨人”，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绅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骑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为“武士”，而中华民族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不与它们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