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与我》(4)

在布罗茨基二十四岁的那一年，他被以“社会寄生虫”罪而被判决去俄罗斯的北部，最寒冷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周遭的一切是天寒地冻的风雪绝境，史前那些关于结冰和灭绝的记忆仿佛会出现在他身上——数年之后，布罗茨基又被塞进了一架飞机，被迫接受流放，遂几经辗转，最后到了纽约——他说：我们抵达这里，并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过完余生。

然而，在布罗茨基看来，真正被迫害的痛苦并不可怕，艺术可以把苦役与惩罚变得荒谬，从而使它们丧失残忍的功能。
同样的，对于一个文字创作者来说——对于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工作者而言，艺术提供了天然的武器，去战胜囚禁、流放、迫害等等的形而上因素———作家真正应该恐惧的，是被社会无形的盲目的巨大力量所困囿，被它当下的热烈与浮躁所收买，被它逐渐走向开明包容的幻想所欺骗———因为那将会让他失去自我，走向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