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苏联一起解体的蘑菇(3)

回到深圳后，我约上了在海南的庄琮与在香港的夏承圣，一方面大家聚一聚，一方面也能借机研究赵昊的那个包裹。
话说回来，当初机械工程学院机械专业的宿舍四人中，没有一个在毕业之后选择了从事专业对口工作。我因为对语言学的热爱，在大学自学了日语、拉丁语、希腊语与少量蒙文、俄语，毕业后去了某个外贸企业做翻译；夏承圣跨专业申请上了香港大学的传播学，2033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当地某公司工作，业余时间经营着一个不温不火的自媒体号。庄琮回到海南家中，继承了家族市值上亿的公司，过着每天朝十一晚三闭眼数钱的悠闲生活。
只有出生在深圳的“拆二代”赵昊最为奇怪，大学时书架上全是历史学书籍的他，毕业后竟放弃了上海滩的灯红酒绿，去了遥远内蒙古的某地旅游局基层。
与庄琮和夏承圣见面的地点是深圳的一家茶餐厅，我们装模作样地聊了聊近况，然后毫无遮掩地直奔主题。简单交换完信息才发现，除了在旅游局工作以外，关于赵昊毕业之后的事我们所知甚少。唯二的线索就是那几张看起来是牧民的照片与笔记本。关于前者，我还记得在我探望他那次，他在意识混乱边界说的最后一句清晰的话：

“他们都是······是真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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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笔记本，对我们来说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大学时候出于乐趣，我发明了一种字母极少，高度粘着化的语言，用于室友间娱乐性质的沟通。而仿佛是预知到了我会探望他那样，赵昊在笔记本中使用的，正是这一种语言。
血污、油渍与更多完全不知道算什么的污渍遮盖了笔记本的不少区域，给我们的翻译带来了不少难度。事实上，大概花了小半个月的时间，我们三人才勉强将笔记本中还能阅读的部分整理完成。
这本笔记最早的记载能够追溯到2032年，与我们所想的不一样，毕业不久的赵昊不是为了走出城市的逼仄才去了内蒙古，他似乎本就是为了去探明某事而选择了那片草原。
2032年9月，由于工作原因，他接待了一支来自德国南部的旅行团。
在这支考察团中，他认识了在慕尼黑大学历史系从事蒙古文化研究的汉娜.冯.诺伊施塔特博士，两人交谈甚欢。由于慕尼黑大学正好在与当地博物馆共同举办一场关于蒙古帝国时期文化的展览，旅行结束后，汉娜博士顺势邀请赵昊前往德国参观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