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明论(2)

海外倭寇區區數千人爾，侵入內地府鎮，猶如無人之境，為禍浙江沿海諸縣百姓數十載。洎戚繼光俞大猷等一流幹將，橫空而出，棄腐朽之衛所制，采擁有先進活力之募兵制，又采以夷之術制夷之術之方略，數載，方消弭倭患於無形。僅以倭患一例，觀主上嘉靖于安生利民之輕慢，可見一斑。僅依此兩例觀之，名臣幹將于國家之攘外安內之功，實難磨滅。
明朝傳至崇禎，十七年，身死而國滅，何也？夫當世之時，豈無名臣良將如于謙、戚繼光存於世乎？或言，當世之危局，勝於土木堡之變，猛於倭亂乎！吾思之非也，非崇禎朝之臣僚不及前朝，非崇禎朝之危局勝於前朝，實乃制度之禍矣。太祖以清貧之身得天下，于貪官污吏，深惡痛絕。于太祖朝為官，法則當守身持正，清貧度日。雖皆為孔門聖賢之門徒，安貧樂道以為志，然俸祿微薄，食不足以果腹，錢難以養家糊口，何談清廉守志。于洪武二十六年，太祖又定田賦之數目，以為鐵律，此舉，使後世之君，難以正當之名增添賦稅，以應宮中府中雜役花費日益劇增之實據。既為中央政府之正常運行，又為不失天朝官吏之體面。雖上意遵祖制，不加百姓之賦稅，然地方增派之苛捐雜稅，較之於以正當之名增加之賦稅，遠甚於數倍。於是，貪污腐敗之事盛行，百姓之負擔日益增劇。明成祖朱棣又好黷武，數度用兵於蒙古交趾等廣袤之地，兵費靡劇，國庫財力難以度支，抽剝百姓徭役之甚，尤勝於秦皇漢武黷武之禍。

而後繼之君，雖無大型之軍旅之行，然施于國民之政要方針，無非僅以精簡財政，輕徭薄賦而已。于帝國陰匿之覆滅之危機，既無卓越之雄才偉略，又困囿于先祖之陳規。痼疾已深，累積至崇禎，積重難返，如病患以入沉珂，雖名醫妙手，難救矣。民怨可謂以境至一觸而發之地，加之上天無續垂憐，天災不斷，以至人禍不絕。末帝崇禎發至善意，欲緊縮財政之靡費用度，恢復國力，裁撤馬驛，然此法，斷數萬人之生計，反激民怨，如山崩地裂之態，驟成星火成燎原之勢。北部女真族異軍突起，屢屢襲擾邊關，外患隨之而來。雖有名臣幹將存于世，然內憂外患並舉，加之財政虧空糜爛不堪，三拳重擊之下，明之國焉能不亡。
明朝之亡，總觀其實質，實非前朝之將相勝於今世之將相，危局勝於前朝，實乃制度早已僵化腐朽，雖有堯舜人君之德行，比干管仲賢相之才具，實難左右之，此非人力可為也！唯有笑歎天意難以測。自古有因必有果，福禍必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