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摇滚的光(6)

那一年，妄闻回到最初的起点，在大连的那家livehouse里举行了倒数第二次音乐会，而最后一次是在体育场。何贻琦可能是这样想的吧，既想回到最初的起点，也想要和尽可能多的人告别。
回到那个咖啡馆里，咖啡馆的墙壁上高高挂起了一幅约翰·伯基的作品。咖啡馆里放着逃离母宇宙，何贻琦和妄闻的其他成员，倚坐在靠椅上，和粉丝平等的交流着。
今年也才29岁的何贻琦，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说起他在德国的那些日子。他只说了一些，他说他打街头篮球的那些日子，有一个德国女人突然闯进他的生活。她是个上流阶级的人，有时候她会戴着墨镜，穿着高跟鞋和束身长裙，站在篮球场边，等他打完比赛。然后带他去高级酒店一起用餐，然后让他在昂贵的客房里住一个晚上。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明白她的意思。他自觉自己配不上她，无法给她任何东西，于是离开了她。那些日子里他常常会插着耳机，迷迷糊糊地坐在窗边，坐到了天亮。医生给他开了阿普唑仑，他一粒也没有吃。妄闻的第一张专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他的心中写完了。
何贻琦转过头来看了看墙上的画，有些无奈地说道。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到我成年之后，我都坚定不移地认为，我能成为一名画家，成为一名Banksy或者Malevich那样的画家。
阿松看着何贻琦，就像看着一个孤独的孩子。我们对他了解的太少，我们不知道他的痛苦和哀伤，本以为我们能听出歌的背后所蕴含的情感，但其实我们从未感同身受过。
一名高中生问道：“你们为什么要解散了呢？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
何贻琦说：“我们的职责已经尽到了，我们的目标也已经达成了。我们自认为没有为此做出多少贡献，但我们满足了，我们相信，没有我们，后摇还能继续走下去。开放包容的伟大中国一定能够培育出更多鲜活的思想，更多自由的灵魂。中国后摇的未来也许就在你们的手上。”
“我们舍不得离开你们。”那名高中生眼里噙着泪水。
“我也舍不得你们啊。在我们可以一起一起等得到的未来，我们妄闻可能不会一直在你们身边，但我希望，有些自私的希望，妄闻能留在你们的心里。”
阿松的心里很难受，也许长大就是要看着自己熟悉的人，喜欢的人，一个个离开自己的世界。阿松本以为能够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乐队，在如此短暂的时光里居然就要说再见了。阿松的心里压着一本厚厚的词典，里面写满了不要离开。
演出开始了，地板没有出现五年前那样的裂缝，那样的红光，因为红光已经在阿松的瞳孔里闪耀。
阿松看到那个高中生，就好像看到五年前遇见妄闻的自己。阿松走上前去，问他。
“你叫什么呀？”
“我叫谢铎，从天津来的。很高兴认识你。”谢铎的脸上没有世故的风霜，但难以想象他的内心都藏了些什么。
“嗯，我也很高兴与你相见。我叫王嵩松，大连人。你听妄闻多久了？”
“也就一年，我听后摇是从妄闻开始的。我是不是来的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