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漫谈】甫志高——利令智昏之人，终将遗臭万年

1948年的山城重庆，依旧云雾缭绕。
重庆作为1945年重庆谈判的召开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于是在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地下党便在重庆发展起来。直至1948年，重庆地下党已形成了坚实的根基，游行示威，抗丁抗粮等群众运动就像一颗颗炸弹，在敌人的心脏处炸响。
但另一方面，重庆作为国党的陪都，自然是重点防范之地。工厂，学校里安插着特务；街头盘踞着便衣，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反动派大肆制造“白色恐怖”，妄图搜寻到地下党的踪迹。
但就在这相持的关键阶段，重庆却爆发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挺进报事件”，核心刊物《挺进报》被破坏，大批地下工作者被逮捕、川东及重庆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却不是什么手段高强的敌特，而是一个变节投敌的叛徒。
那个人，就是《红岩》中的反派人物——甫志高。
电影《在烈火中永生》 甫志高剧照
甫志高投敌前是重庆地下党的沙磁区区委委员，还兼任着银行经理，负责经济工作，在党内的职务并不低。他关心群众运动，为地下党提供开支，还主动帮助解决炮厂纵火案后工人的生活问题。在工作方面，他搞过联络站，有着多年的工作经验。
以上看来，“甫志高是一名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这句评价，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方方面面看起来都无可指摘的人，在被捕后却毫不犹豫的成为叛徒，供出了如许云峰等大批的地下党员，他还带着特务，抓捕了他的原上级，下乡多时的江姐，使重庆的地下工作遭受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说实话，当笔者在第一次读到甫志高叛变的那几个章节时，心里是十分惊讶的。我被“甫志高为什么要叛变”这个问题困扰了许久。当时的我甚至还有一点怜悯这个人。也许甫志高的叛变另有所因？
但当我重读《红岩》，关注到书中更多的细节时，我才恍然大悟。甫志高的变节，与任何人无关，完全是出于他自身的劣性，或者换句话来说——
叛徒不是说当就当的，气节不是说丢就丢的。
甫志高首次出场在第一章，那是在炮厂被特务纵火后，余新江到他家中汇报情况，书中对甫志高家中的环境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小小的客厅，经过细心布置，显得很整洁。小圆桌铺上了台布，添了瓶盛开的腊梅，吐着幽香；一些彩色贺年片和几碟糖果，点缀着新年气氛。壁上挂的单条，除原来的几幅外，又加了一轴徐悲鸿画的骏马。火盆里通红的炭火，驱走了寒气，整个房间暖融融的。”
作者对甫志高的一句话评价是这样的：看得出来，这是个在复杂环境里生活惯了的人。”
一开始，甫志高留给读者（包括笔者）的印象完全是机警，稳重。
然而，随着小说情节的深入，甫志高却开始不断暴露他工作上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导致他被捕的“沙坪书店事件”。沙坪书店本是一处备用联络站，由许云峰领导。后来，书店的管理权被移交给了甫志高。许云峰的本意是“书店宜小，开成灰色的，不要卖进步书籍”。这句话很好理解，重庆地下党处在敌人腹地，工作环境艰难恶劣。但甫志高不久后就开始扩大书店规模，创办文艺刊物，而且擅自将郑克昌吸收进书店工作，而依据仅仅是“相信自己的眼力很准”。而到了后来老许视察书店，发现了书店可能存在的端倪后，甫志高不但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危险，而且还固执的相信自己的见解，与许云峰争辩，甚至违反他的指示，执意回家，这才导致了他自己的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