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的简单分析

 “巫”文化，在泛灵论作为思想基础的远古社会，有关灵魂与精神生命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巫”恰恰好就是司职这类工作的“基层”工作者。巫的这种特性，在世界各地的远古文明的记载中都可以找到通性，以中国的古籍为例，《楚语》下云:“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官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臼觋,在女日巫。”汉韦照注:“巫、觋,见鬼者。
无论是男巫还是女巫，他们都是神鬼与人沟通的中间人。上文说过他们都是“基层”工作者，所以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他们不能被简单的统称为灵媒或者神媒。因为神媒是一个分裂世界的连接者，他们即可以负责祭祀帮助自己人，另一部分负责邪咒打击敌人，这些人更倾向于祭司、智者、贤人、教师等。祭司们（中国古籍又称“祝”、“宗”等）属于国家与贵族阶层，他们介入国家政治，寻求国家与宗教的合法性。而“巫”则属于民间与大众，他们长活动在乡村，在某些时期他们具有强烈的受禁性与私密性。一般在祭司与巫同时出现的场合，祭司负责主持仪式成为众巫的领袖。例如，中国的楚地巫文化最为盛行，“芈”姓就是楚国的“祭司”姓氏，史籍《国语·郑语》中则记载：“祝融之后有八姓。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也。”芈姓一路从蛮夷走到了王公贵胄，就是靠着他们的“祝融祭司”一职的荫庇。
还有“莫敖”一词在楚地最初也指代高级官职，但最终又指向了巫，其背后的蕴藏的政治深意在此就不再赘述。由此可见，祭祀与巫是不同的，巫服务于普通大众，游走于乡间自然。他们可以听到神鬼的旨意，但因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无法接入神学运作，所以他们也不用考虑所见所知的“神迹”，背后的政治意义。
“巫”通过一种最新的技术，支持着泛灵论，那就是——巫术。奥地利学者弗洛伊德曾这样定义巫术：巫术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待人的方式来影响灵魂的做法，它可以使人们息怒、改善关系、和解、剥夺权利或者服从命令等等，总之就是一种运用在活人上，并证明泛灵论存在手段。巫术多与酒、舞蹈、迷狂、幻觉、梦启和神秘主义有关，如楚巫就以致幻的巫术闻名，《山海经》中化为瑶草的帝女瑶（高唐女神）就是其巫术传说的演化。巫们通过致幻之术进入某种狂迷通灵的状态，去解决一些“大众迫切想要知道的问题”，如：驱魔、治病、求婚、求嗣与亡灵沟通等，其中下图就是“祈求生殖的巫舞”汉画。
除了“巫术”，“巫”还具有一个共同的性质——血缘家族性。巫不同于祭司，祭司是通过筛选合格的继承人，从而完成职位的交替，而巫则是更注重直系血缘关系，巫认为直系血缘关系中蕴含着通灵天赋，所以巫的生育与繁殖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关系着巫术的传承。
早期的巫家族的权力关系可以分成“神明-巫-民众”，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模型，巫可以推动民众建立，民众的自信又会巩固氏族的统治。而且“巫”常常奔走于世界各处，散播着他们思想与知识，在巫术传播的初期阶段，正好对应上母系氏族文明兴盛的时期，“巫”很快就成为了各个氏族的重要人物，尤其是女巫，《说文解字》中有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者，以舞降神者也……”。各大氏族的统治者一般皆有巫的身份，她们通过血缘家族继承实现氏族文明的延续。又因为巫掌握着各个氏族，在那个时期，“巫”本身就是规则，就是约束，于他们而言并不存在“禁忌”一说。他们传达的天神的旨意就对氏族民众的约束，这种约束在后世的演变之下，才变成了形式各异的禁忌，这些禁忌背后都带有一定的利益与政治目的，也丧失了一些泛灵论的特征。比如，例如广西壮族自治州的女巫习俗就是，若是成巫后结婚，就意为着背叛天神，成巫者永远不得生育，但若是成巫前生育则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