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在基金会
Glass坐在自己的心理评估室里。
窗帘被拉上了,只有很少量的光线在这间屋子里滚动:一切都显得昏沉且柔软。他不想开灯,即便现在是不折不扣的工作时间。
首席心理学家此刻正无意识地思忖着一件事:这个房间究竟是不是Site-17里最令人不想靠近的地方?
大约不是。他的脑子自顾自地做了回答。
每月的例行心理评估会让一小部分人觉得厌烦——大部分,或许。而每次事故后,强制心理干预和随之而来的记忆消除也会令人们本能地抱有抵触,更别提还有某些抗拒遗忘的、顽固的家伙:从情感上说,Glass能够理解这种做法,但作为临时客串的心理医生,他只会为他的病人感到头疼——把“一生中最糟糕的记忆”咬牙切齿地刻在骨头上可不是什么保持正常的好办法。
但这不是说Glass博士的存在是错误的。
证据就是总会有人,或明或暗地,主动向他求助。基金会的员工大多坚强而含蓄,只会发来一条简短的邮件,委婉询问心理评估室的空闲时间;偶尔也有人突如其来撞开他的门,一声不吭地在访客沙发上蜷缩成一团,又或者揪着他的白大褂衣角从抽噎到嚎啕大哭。
后者更罕见些。毕竟,在做着拯救世界的工作时,精神创伤远不足以在优先级里排上号:人们似乎把假装正常当成了本能。几乎没人流露出自己的脆弱,他们磕着高浓度咖啡因和记忆消除药片大踏步地前进,直到Glass不得不登场——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就像基金会版的神父,负责告解这些疲惫不堪的灵魂。
而这还不是最糟的。
要求心理学家介入实际上是求生欲望的体现,最糟糕的,是那些根本不想让他介入、还认为自己没病的混蛋们,有一个算一个,其状态都和“正常”这个词相差了一条马里亚纳海沟。
他们对此都心知肚明。
Glass从片刻的发怔里回神,下意识地伸手去捞他的杯子;举到唇边才意识到里面的液体早空了,只剩杯壁上结着的一层气味浓烈的褐色粉末。这点挫折感不知为何被回荡着放大了许多倍,于是他扔下站起来再泡杯咖啡的想法,自暴自弃般地,从抽屉的最下边摸出一罐啤酒。
是的,基金会的优秀员工Glass博士,也会偷偷在办公室里藏下一些酒精饮料。通常来说,Glass在工作时间只会灌下大量咖啡因,他对酒精也没有特殊的嗜好——这是为他的朋友们准备的。
虽然他还不确定能不能把那些家伙称作“朋友”,或许“同事”这个词更好,介于其中之一会笑得友好无比、同时用文采斐然的言辞宣布要谋杀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另一个则会为了过滤器更换这种小事而在休息室里大开杀戒。相较而言,以远高于规定的频率往评估室跑的某位人事主管简直堪称省心……要是能在评估期间停止他那拙劣的语言骚扰就更好了。
这时心理学家疑惑起来,自己怎么还没因心力憔悴/收容突破/同事发疯/随便什么原因而死掉。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存活了这么些年,跟所有神经病和终将成为神经病的人们混的很熟。可能还不够熟到让他在心里把每个人都称为“朋友”,但已经足以让他为他们偶尔的拜访准备一些酒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