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折的尝试——吴淞铁路

“五千年未有之大变革”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政治大国，从古至今在世界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从先秦到晚清，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盛世，有“霸王道杂之”的大汉，有万国来朝的盛唐。勤勉的中华儿女一代代地求索和奉献，在五千年的时空之中，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英雄，有仁而爱人的孔子，有横刀立马的岳飞。然而，到了晚清时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的发展，周围的一切都静悄悄地发生了改变，原始的自给自足的安宁被打破，一种新的、反对皇权和独裁的政治体制开始酝酿并且诞生。随之而来的是新生的科学技术的质的飞跃，工业革命席卷着一切先进和落后的国度走向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近代。进入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都在遭逢着“五千年未有之大变革”，然而正在执政的清政府，却像一个刚醒酒的老妪，困愕地看着周围世界的巨变，端着年老贵妇的架子，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蹒跚前行。
1820 年，道光皇帝继位了。他执政的年代是清政府由封闭走向被迫开放的转折点。这位皇帝是一个苦命的天子。缔造了康乾盛世的乾隆皇帝死后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表面上繁荣的社会四处都是创伤。嘉庆皇帝费尽了心思，仍然没能挽救江河日下的政治局面，带着遗憾和愧疚去世了，留下了群贼并起的动荡社会和入不敷出的中央财政。道光把这个烂摊子接了过来，他兢兢业业地操持着国家的军政事务，严于律己，力行节俭，可是他终究不是一个能力挽狂澜的人。一切的问题和纰漏都在持续，道光忙于给这个千疮百孔的王朝打补丁。在 1840 年以前，这块王朝的破布虽然老而破，但是还没有出现太大的漏洞。而到了 1840 年，这块破布上被人为地戳出了一个极大的窟窿，从此窟窿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帝国的财富和权力开始从这些圆不圆、方不方的大窟窿里倾泻出去，同时，帝国不能为外人道的腐朽和落后也丧失了遮羞布，开始暴露在世人的面前。
这一切，都要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说起。1840 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形态长期处于非常保守和单一的结构之下，那就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指的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经济形态，祖祖辈辈长期以来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市场就可有可无，贸易就非常落后。内贸是这样，外贸也是如此。清政府由于文化和军事上的自卑以及经济上的自负，对于敞开国门与外界发生交流、交换这件事情非常谨慎，相比任何文化和军队都能够轻易地到达自己的领土，统治者显然更加倾向于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日子，毕竟“天朝上国，物产丰盈”，也不需要外来的任何必需品。于是“闭关锁国”这个政策应运而生，归根结底，这个政策是在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到顶峰的刺激之下产生的。全然不与世界发生贸易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清政府留下了一个口岸，这就是广州。
在清政府的心目之中，直接与异族发生交流和交换显然是一件降低身份的事情，于是，外实内虚的天朝找了一个机构来做中外贸易的代理中间商——广州十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