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什么捍卫记忆——现在这样的大师很少(2)

1960年代初期，尘封多年的《索菲亚·彼得罗夫娜》一度看到了出版的希望，因为连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劲暴的作品都得以发表了。出版社甚至跟利季娅签订了合同，并预付了稿费。然而随后不久，当政者们渐渐感受到，国家在精神自由层面上已处于某种危险境地，于是意识形态又开始条件反射般抽搐、收紧，出版合同随后被撤销。1970年代初，利季娅通过地下出版的方式出版了《索菲亚·彼得罗夫娜》，随后她便被苏联作协开除。当然，更大的罪过在于她见证了历史，并说出了真相。
在开除利季娅之前，苏联作协已开除了不少人，一大批勇敢的异己者被迫交出了会员证。左琴科、加利奇、马克西莫夫、科尔尼洛夫、卡别列夫、索尔仁尼琴、博加特廖夫、布罗茨基、西尼亚夫斯基、达尼埃尔……1946年9月，随着日丹诺夫的一句"她与现代苏联的现实状况格格不入"，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正在付印中的作品也被销毁。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因"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感动得致电瑞典皇家学院："极为感谢！激动！荣耀！惊讶！惭愧。"随后他就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他只好拒绝领奖。
诗人勃洛克曾警告那些文化官吏们，不要妄图领导神秘的力量，这种神秘的力量就是诗歌。但在一个铁板一块的体制里，极权的力量永远不会放弃对文化的统治，而且这种统治往往是以平庸统治天才。"空话连篇的平庸作家塞满理事会、书记处和各委员会。他们早已丧失历史感，只渴望尽快发财。"1977年10月，小说家弗拉基莫夫终于忍无可忍，愤怒上书作协理事会，"我留在这片土地上，但决不与你们站在一起……我把你们从我的生活中开除。""你们承担起平庸之辈的重负，千方百计地迫害同事吧，压迫他们，迫害他们，不要放过他们。但我不参加了。退还1471号作协会员证。"
"我把你们从我的生活中开除"，哪来的勇气让弗拉基莫夫说出这样的话？是对真相的坚守，和对记忆的捍卫，让他的内心充满力量。与其你开除我，不如我来开除你们。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正如伊凡·克里玛所说，如果我们丢掉了记忆，我们就丢掉了自身。"遗忘是死亡的症状。没有记忆，我们就不再成为人……抗拒死亡，其实就是抗拒遗忘，反之亦然：抵抗住遗忘，我们就能战胜死亡。"（伊凡·克里玛《文学与记忆》）波兰诗人米沃什也认为，艺术只能孕育自记忆，他说："活着的这些人永远受着那些死者的委托。他们只有努力重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将过去从神话和传奇中拉出来，才算清偿了这笔债。"（米沃什《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对一个诗人而言，从记忆中汲取力量，与在现实中发现诗意同样重要。
委托和债务，是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项道义契约，生者作为幸存者，有责任承担起死者给人们留下的巨大的精神债务。每个作家和诗人，都有义务签下这份生死契约。